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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报告

智库视点

发布日期:2017-03-31    来源:技术交易平台

智库报告

——智库视点篇

我国多措并举助力小微文化企业健康发展
   新华社讯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及创新成为新的发展动力,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支柱地位日益凸显。日前在京举行的“2016文化产业资本大会”上,与会嘉宾普遍表示,实现文化产业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必须大力发展小微文化企业。近年来,国家出台了税收、财政、金融等各方面的优惠政策,多措并举助力其健康发展。

  

我国小微文化企业呈现六方面特点
  

2014年的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显示,我国小微文化企业近年来呈现出六方面特点:
  一是数量多,构成了我国文化产业的主体。2013年末,全国共有小微文化企业77.3万个,占全部经营性文化企业的98.5%,其中,小型企业16.8万个,占21.4%;微型企业60.5万个,占77.1%。
  二是行业分布广,多数集中在服务业。我国小微文化企业广泛分布在与文化相关的120个行业小类中,其中,文化服务业小微企业有47.8万个,占小微文化企业总数61.8%。小微文化企业数量排在前四位的行业分别是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文化产品生产、文化用品生产和文化休闲娱乐服务,这四个行业的小微文化企业数量占总数的75.7%。
  三是构成多元化,内资私企占比超四分之三。2013年,我国内资小微文化企业有75.9万个,占总数98.2%,其中,私营小微文化企业有59.1万个,占76.4%。港澳台和外商投资的小微文化企业分别只占0.95%和0.85%。
  四是就业吸纳能力强,提供了文化产业六成以上的就业岗位。2013年,我国小微文化企业从业人员979.9万人,占全部文化企业的63.3%;小微文化企业平均每亿资产吸纳从业人员196人,远高于大中型文化企业125人的水平。
  五是发展不均衡,东部地区优势明显。2013年,东部地区共有小微文化企业51.1万个,从业人员641.4万人,实现营业收入27215.5亿元,企业资产总计37041.1亿元,分别占全部小微文化企业的66.1%、65.5%、71%和74%。小微文化企业数量排名位列前五的省份分别是广东、北京、江苏、浙江和山东,全部是东部省份。
  六是经营能力弱,处于相对劣势。2013年,占总数98.5%的小微文化企业营业收入仅为文化行业总收入的45.7%。我国小微文化企业平均营业收入为495.3万元,远低于大中型文化企业的37328.8万元;此外,内资小微文化企业平均营业收入453.2万元,与港澳台企业的2762.8万元和外资企业的2808.1万元相比,差距十分明显。
  

发展小微文化企业具有重要意义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陈少峰等专家表示,小微文化企业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手机上的各种APP软件、小孩看的动画片、各类创意广告、室内摆放的工艺品等大部分都是小微文化企业提供的,因而小微文化企业犹如文化产业的细胞,只有大部分细胞健康了,产业才能茁壮成长。
  具体来说,发展小微文化企业主要有以下四方面意义:
  第一,小微文化企业是实现我国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的重要力量。文化产业因其符合经济转型升级的方向,得到了国家和社会的高度重视,被誉为21世纪的朝阳产业。其中,占我国文化企业绝大多数的小微企业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广大活跃在文化产业各个领域的小微企业,极大丰富了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促进了文化市场的繁荣,激发了文化产业发展活力,增强了其发展后劲,扩大了文化领域的就业机会,从而有力推动了我国文化产业健康、持续、快速发展。
  第二,小微文化企业是人民群众文化创新活动的重要体现。创新是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也是新常态下驱动发展的新引擎。文化创新源自人民群众的文化创造,广大小微文化企业创业者、经营者来自人民群众,与大众的文化创造活力有着天然的联系。此外,小微文化企业数量多、个体小、经营灵活,活跃在文化市场竞争最充分的领域,其产品更贴近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能够及时从人民群众的智慧中汲取养分,创造出新的文化产品、服务乃至文化消费的新模式、新业态。
  第三,小微文化企业是保持和发展当代中国文化多样性的重要载体。我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丰富多彩的文化交相辉映,形成了中国文化的多样性,为广大文化企业差异化发展提供了肥沃土壤。作为文化产业中数量最大的主体,小微文化企业在保持和发展文化多样性上发挥着有别于政府、社会组织及骨干文化企业的作用。大量传统艺术和现代文化创意借助小微文化企业千姿百态的文化产品走向市场,进入普通消费者的日常生活。
  第四,小微文化企业是广大文化领域创业者实现梦想的广阔舞台。在国家大力提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形势下,小微文化企业正是广大心有创意但条件有限的创业者实现梦想的理想选择。文化产业门类众多,与相关行业融合性强,组织形式灵活多样,因而需要规模小、个性化、依靠个人创意的小微文化企业。小微文化企业由于创业门槛低、限制条件少、吸纳就业能力强,为愿意从事文化产业的年轻人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
  

多措并举助力小微文化企业健康发展
  

文化部文化产业司副巡视员施俊玲介绍,为促进小微文化企业健康发展,近年来国家各部门多措并举,努力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一是降低准入门槛。近年来,国务院实行工商注册等级制度改革,由原来先办理行业经营许可证,再申请营业执照,变为先照后证。注册资本实缴制改为认缴制,申请营业执照所需材料和办理手续大大简化,并且对经营范围也不再限定。这样就大大减少了企业办理相关证照的资金、人力和时间成本,降低了准入门槛。
  二是简政放权。近年来,国务院开展的简化行政审批工作大大减少了行政审批事项,简化审批手续,提高了企业办理相关事项的便利性。例如,文化部经过几轮简政放权,目前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只有4项,其中涉及文化产业的仅3项,其余事项或是降低行政审批层级,由当地文化行政部门审批即可,或是全部取消。同时,通过建立权力负面清单制度,清单以外的事项全部取消审批。
  三是税收优惠。近年来,国家为推动文化产业和小微文化企业发展,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例如,绝大部分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出口,均可以享受出口退税或免税;对于部分行业,比如动漫行业,经认定的动漫企业,在销售其自主开发的动漫软件时,可享受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3%的部分即征即退政策,此外,对电影、图书出版行业也有相应的税收减免政策。
  四是财政支持。一是减免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降低企业成本,其中,对小微企业不仅要求全面落实已出台的各项收费减免,还免去小微企业管理类、登记类和证照类行政事业性收费;二是中央财政设立了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和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对符合条件的小微文化企业均可给予支持;三是通过政府采购支持小微文化企业发展,在采购比例、价格等方面给予倾斜政策。
  五是金融支持。一是引导银行机构积极扩大文化产业信贷项目的贷款规模;二是确定三家试点保险公司,开发11种试点保险品种,扩大对文化企业的保险覆盖面;三是实施“文化金融扶持计划”,对文化产业信贷项目实施贷款贴息支持,以提高金融机构积极性,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四是鼓励有条件地区建立文化特色分支行,成立文化金融服务中心,启动文化金融合作创新试验区等,为文化企业融资提供全方位服务。
  此外,其它扶持政策还包括建设小微文化企业创业孵化载体,加大小微文化企业人才培养力度,搭建各种服务于小微文化企业的展示、营销平台,加强公共服务网络建设,围绕小微文化企业开展广泛宣传等。这些措施主要针对小微文化企业的薄弱环节,目的在于不断完善其发展的外部环境。

 

海淀、张江、南山的对话:“中国硅谷”的突破与理想

新华社北京讯 中国创新的版图上正崛起越来越多的区域,他们实力超群,与美国硅谷的差距逐步缩小,有些地方正迎头赶上。

北京海淀、上海张江、深圳南山是中国当前最出名的三大科技创新区域,谁能成为“中国硅谷”?三地的短板在哪里?与美国硅谷相比,差距何在?

三足鼎立,各展所长

看到“科技+时尚感”的消费级无人机产品,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硅谷,是苹果。不过,这是深圳南山企业——大疆科技的产品,它已占领全球消费级无人机市场的70%。

如果说苹果开创了全新的触屏智能手机市场,那么大疆发现了消费级无人机的新大陆,全球迅速有数以千计的企业加入这一蓝海。令人津津乐道的是,这一次,中国企业不是跟随者,而是引领者。

类似这样令人脑洞大开的科技企业在南山科技园有惊涛拍岸之势,从华为、中兴,到腾讯、光启,再到如今的大疆……它们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高科技公司代表。

更多低调却很“酷”的科技企业也不断在南山涌现。

你可以想象一下,未来花几万元甚至更低的价格就可以在家里享受100英寸的影院级电视。这得益于光峰光电首创的激光显示技术。

创始人、海归博士李屹说,光峰光电的产品是全球第一个成功实现产业化的激光显示技术。这也是中国企业首次掌握显示技术的核心知识产权,光峰光电在全球已有716项专利。此外,光峰光电还一改中国企业给日韩企业代工的历史,它的产品由韩国LG公司代工。

这就是南山,聚集了众多“瞪羚型”“核弹型”科技企业,今天还不起眼,未来也许就能颠覆产业、引领世界。

作为全国面积最小的高新区,南山11.5平方公里的土地产出了1681亿元的GDP,拥有7000多家企业,其中近千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84家是上市公司(市值约9000亿元)。

“南山是市场派尖兵,活力一流。”深圳高新区管委会主任陆健说,从市场活力和文化来说,南山是中国最具硅谷气质的地方。如果说硅谷是IT企业集中地,那么南山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硅谷”,深圳的IT产值占全国1/7,南山占比很大。

中关村发源地——北京海淀呈现出“资源富矿”的高精尖引领态势:一季度,区域日均诞生33.4家科技型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6157家,占全国十分之一,上市企业554家;创办5年内、估值超10亿美元的“独角兽”企业22家……

最近,坐落在海淀区的“滴滴大厦”引起国内外媒体高度关注。苹果公司罕见地给创办只有3年多的“滴滴出行”投资10亿美元,使其快速跻身顶级“独角兽”之列。离“滴滴大厦”不远的地方,金山集团“金山云”也刚刚获得新一轮融资,估值超过11亿美元……

“海淀已经成了全球‘独角兽’企业增长最快的地方。”北京长城战略研究所所长王德禄说,创新企业的“爆发式成长”成为北京比肩美国硅谷的显著特征。

用友网络董事长王文京说:“现在海淀创业金融环境已经比硅谷好了,天使、创投、政策引导基金等支撑都有,只要创业者专业、有方向,坚持下去,就可以实现创新突破。”

目前,区域股权投资机构已达1039家,股权投资管理机构540家。“有创新者说,一般在海外需要半年以上才能融到的资金,在海淀,仅用了3个月便融到资。”优客工场创始人毛大庆说。

“海淀的创新活力得益于从源头上促进自主创新,培育高端产业,汇聚高端要素,并优化区域创新生态。”海淀区常务副区长孟景伟说,海淀已形成移动互联网和下一代互联网、北斗与空间信息服务、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系。

张江最初就被设计为“中国的硅谷、药谷”。1992年诞生的张江经过20年的砥砺奋发,2013年被《硅谷报告》列为“对硅谷构成竞争的园区”。

在张江,中芯国际带着一颗“中国芯”的梦想,开启20年的创业征途。

集成电路被称为“信息时代皇冠上的明珠”,是IT产业的基础,投入动辄上百亿美元,加上技术门槛高,长期以来被少数几家跨国公司垄断。中芯国际执行副总裁高永岗说,去年中芯国际销售收入达22亿美元,坐上全球芯片制造的第4把交椅。

硅谷靠IC(集成电路)起家,逐渐增加BT(生物科技)。张江类似。统计显示,目前张江药谷的在研药物品种超过300个,其中创新药物超过150个。国家食药监总局每批准3个一类新药,就有1个来自张江。

“现在的创新都是高度国际化的,上海无疑是中国国际化人才最密集、流动最频繁的地方。”再鼎医药董事长杜莹说,上海医药产业链完整,有众多国际级医院、研究所和外企研究中心。

“张江是‘国际范’,人才和产业都与国际接轨。”张江高科技园区管委会主任杨晔说,一方面,张江聚集了上海光源、国家蛋白质中心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另一方面,张江的跨国公司研发中心达到133家。

补齐短板,来日方长

尽管成就斐然,但海淀、张江、南山仍有各自的短板。

作为后起之秀,南山企业创新能力强、市场活力足的特点最鲜明,短板也最突出:没有知名大学,没有科研院所,创新后劲受到限制。

“华为正在本行业逐步攻入无人区,处在无人领航、无既定规则、无人跟随的困境。”今年5月华为总裁任正非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发言说,“华为找不到方向,华为已前进在迷航中。”出现这一问题的原因在于华为的基础理论研究能力不足。

为了破解这一问题,深圳采取与国内外知名大学合办特色学院等办法,计划10年后高校数量比现在增加一倍,达到20所左右,在校生约20万人。如今,南山正在建设深圳国际大学园,推动清华-伯克利深圳学院、天津大学-佐治亚等特色学院和科研机构落地发展。

对于张江而言,园区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远远不足,产业发展能级和水平与海淀中关村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我们一直在考虑‘为何出不了马云’的问题。”杨晔说。

张江和海淀中关村的差距在哪里?杨晔作了一些比较和梳理:

——海淀中关村是基于计算机和互联网产业的“快创新”,产值爆发较快;张江则是“渐进式创新”,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等产业周期长、投入高,短期内难以实现重大突破。

——张江主要通过通用、惠普、罗氏、诺华等外资研究中心,以“外生带动内生创新”,而海淀中关村“内生创新”的特点明显。

——海淀中关村“协同创新”能力强,但张江由于外资研发机构对核心技术和与本土企业技术合作控制较严,技术溢出效应较弱。

——在科技金融方面,海淀中关村坚持“市场主导型”,张江则是“政府推动型”,创新创业的活力激发不够。

“如今在上海建设全球科创中心的东风下,张江要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杨晔说。

海淀中关村则是全能型选手,科研能力、产业化水平、金融支持等创新的各项指标都很出色。多位投资人认为,从全球来看,北京已经和美国硅谷形成了动态的对话机制,对创新项目、创新领域的敏感度已不相上下。

“硅谷原始创新多,我们追随式创新多。”清控科创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程方说,硅谷拥有苹果、谷歌、思科、惠普、甲骨文等全球顶级科技公司,海淀中关村虽然也培育出一批代表性企业,但显然还有很大差距。

 

对标国际,仍在路上

 

统计数据显示,146个高新区的经济总量占全国GDP的12%。“高新区是我国实现经济发展传统动力转换的创新引擎。”科技部火炬中心党委书记翟立新说,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的高新区已经从星星之火,扩散到“燎原之势”,成为我国追赶美国硅谷的创新引擎。

中国高新区与美国硅谷的差距在缩小,有些领域已经接近甚至赶上。然而整体来看,两者距离很大。

“在创新能力和创新实力上,至少几十年内我们还难以超越美国硅谷。”李屹说,很多底层和核心技术,比如操作系统、芯片等,我们还是依赖美国。

在专家看来,对标国际,中国创新区域仍然存在三大短板:

——理论创新和基础创新能力的差距。中国科学院院士施一公说,世界上所有科技强国的基础研究都非常强。“基础研究的突破能真正改变人类命运,它相当于地基,如果没有厚实的地基,是盖不出高楼大厦的;即使勉强盖起来了,也一定是海市蜃楼。”

“相比美国硅谷,我们首要的差距就是理论创新和基础创新能力。”任正非说,在高科技领域,理论创新和基础创新是土壤,技术创新是花朵。没有这些,就做不成大产业,中国的创新就没有未来,无法解决“从0到1”的突破。

——相比技术创新,体制机制的创新相对滞后。中科院上海分院副院长张旭认为,这导致不少科研机构的创新能力没能得到充分发挥,“就像一只雄鹰,被捆住了翅膀”,科技发展的体制藩篱亟待破除。

刘若鹏,这位深圳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的掌门人正在为高税负烦恼。光启物料成本低,产品的智力成本即技术人才的投入成本非常高,在现行规定下,无法作为增值税的抵扣项。“产业方兴未艾之时,流转税负过重限制了发展的脚步。”

——知识产权保护不够精细化,影响和阻碍了企业壮大。曾经在印度工作过的3W咖啡总裁袁子文说:“如果创新环境不能让人放心,谁敢创新,模仿的成本是最低的。”

“经过持续发力、不断创新,我们的高新区有希望补齐短板,向国际创新高地前进。”翟立新说,未来,中国一定会形成多个科技创新中心,也可以说,将会形成多个“中国硅谷”。

 

沪超百亿元产业配套政策支持临港地区新一轮发展

新华社信息上海电(记者叶健)记者从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会获悉,从2016年到2018年,上海将通过深化完善“双特”政策,支持临港地区新一轮发展,将设立超百亿元基金支持临港地区产业发展。

  在《关于深化完善“双特”政策支持临港地区新一轮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显示,到2020年,上海临港地区将基本建成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产业基地、战略性新兴产业示范区和现代化滨海新城,成为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承载区。

  为了保障目标实现,《若干意见》明确了51项重点任务以及相应的牵头单位。同时,还将有一批产业、人才、城市功能的配套政策予以支持。

  其中,临港地区的产业配套政策“含金量”颇高。记者了解到,一是要设立产业引导基金,包括将发起设立100亿元的上海集成电路装备材料基金、50亿元的临港智能制造产业基金、20亿元的海洋产业发展基金、10亿元的临港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同时,将设立每年5亿元智能制造专项资金。对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给予单个项目最高1亿元支持。

 

海纳百创”:上海打出创业新“名片”

新华社上海讯(记者周蕊)  找人才、找场地、找资金,打开微信公众号一键可达;找政府机构、找创业活动、找创客空间,只需点击电子“创业地图”……

上海,正在成为一座创新创业的“明日之城”。

海纳百创”:集聚沪上“草创者”

点开上海电子“创业地图”,不仅可以看到数十家政府公共服务机构和高校创业指导站、200多个创业空间和服务机构的地址和基本信息,还能看到下一周的创业活动。记者看到,8月29日开始的这一周就有讲坛、沙龙、大赛、投融资对接会等10多个活动供创业者选择。

上海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中心主任张得志说,和一般政府公共服务不同的是,创业服务大量的内容都是非标准化的、个性化的服务,政府提供“找人才、找场地、找资金”的对接平台显得尤为重要。

2015年底,上海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推出创业公共服务品牌“海纳百创”,通过微信公众号链接的“政务矩阵群”和“资源生态圈”实现线上线下联动,为沪上创业者提供政策查询、服务导航、在线咨询等创业服务,举办“小微企业创新创业成果展”“创客大巴”“创业计划大赛”等一系列活动。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上海共有5.59万名创业者获得了支持,其中,发放创业担保贷款总额2.6亿元,贷款贴息近1000万元,创业培训见习3.1万人次,创业房租补贴覆盖1.3万多人次,发放金额4071万元。

“‘海纳百川’是上海的城市精神,‘海纳百创’希望集聚起上海全市各类资源服务小微创业者、早期创业者,聚焦于创业者最困难的‘萌芽前’阶段。”上海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副局长张岚介绍,近几年,上海创业带动就业的倍增效应日益明显,2015年上海每位创业者平均可以带动8.2个就业机会。

专家“护航”:“先创”带“后创”

李万万是O2O聚合平台“菠萝觅”创始人,几年前,他凭参加徐汇区第一届“创业梦之星”大赛第一名的表现获得场地、资金等支持。现在他的平台估值达2亿元。

随着企业走上正轨,李万万决定加入上海市创业指导专家志愿团。这个团队成立于2000年,共义务指导创业者突破44万人次,帮助6万余名创业者实现创业梦想,创造就业岗位10.6万个。

“创业者在初创阶段经历的问题和‘阵痛’有其共性,我当初遇到的问题及对策,也许能给今天的创业者启发。”李万万说。

上海市创业指导专家志愿团闵行分团团长孙金国介绍,闵行分团还成立了“创业企业联合会”,与工商联的企业家实现对接,对创业者遇到的各类问题提出合理化建议并予以解决。

引导学子:播种创业种子

 

在谷歌开发者社区聆听围棋人机大赛中的AlphaGo背后最新技术,在WE+联合办公空间直面VC投资人,在八号桥文创园区体验VR技术的“身临其境”……在8月29日首度开启的高中生“海纳百创·创客体验日”上,50多名上海学子被深深吸引。

就读于上师大附中高一的许婕说:“VC投资人以网剧为案例的讲解,让我对创业有了更多的了解。创业有时并不需要多么宏大的领域,身边的‘小情趣’中也可以找到创业发展的空间。”

上海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中心近期发布的2015年上海市民创业状况调查报告显示,2015年上海居民整体创业活动率为11.5%,即在100名16-64周岁的市民中,有12人正在进行创业活动。其中,上海每9位青年中就有一位是创业者,青年群体已成为上海创业的主力军。

 

结构调整勿削弱国际竞争力

——国内钢铁业“去产能”调研

 

新华社上海讯(记者李荣)  虽然“中国钢铁去产能”已成为中美、中欧经贸关系中的一个热议话题,但从侧面反映出中国钢铁业已成为国内为数不多的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产业。在新近的走访座谈中,宝钢集团负责人和产销部门的专家员工认为,中国钢铁去产能,既有国际“政治妖魔化”因素,又有实际的产业升级调整的现实课题,需谨慎细致地把握与推进,千万不可由此削弱中国钢铁业来之不易的国际产业竞争力。

并存因素”不可混为一谈

“政治因素”与产业因素的并存,是当前钢铁业“难题中的难题”。宝钢集团总经理陈德荣认为,并存的因素,不可混为一谈。只有政治的归政治,产业的归产业,才能把问题看清楚,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

中国钢铁业目前在国际上的“困境”,其实是其竞争力优势的反向表现,同时附加上了国际在落实中国入世条款问题上的博弈的“政治因素”。在这方面,中国一定要据理力争,把问题讲清楚,打破一些“有意的误解”。

陈德荣回顾了今年6月份中德两国总理与中德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座谈会。针对德国钢铁巨头在会上的指责,陈德荣当场进行了回应:一是中国钢铁行业目前市场发育水平与欧洲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的水平相当,而欧盟在70年代第一次钢铁危机时就制定了对钢铁的政府补贴制度并实施贸易限制,40年来并未阻止欧洲钢铁业的衰落,这说明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不能阻挡的。

二是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欧洲相比,2015年以粗钢产量份额衡量,中国钢铁业的国有化比重不足50%,比重更低,市场化程度更高。因此,对中国钢铁业“非市场化”的指责是毫无道理的。同时,中国是全球钢铁价格的洼地,我们出口到欧洲的同类钢材均比国内市场高。市场经济的最本质表现就是商品遵循由低价格地区向高价格地区流动。中国出口钢材的比重只占粗钢产量的14%左右,低于全球平均的20%,更低于日本、韩国30%至40%的水平,指责中国钢铁倾销是不客观的。

三是从公开数据可以看到,去年中国对欧盟出口钢材800万吨,进口100万吨。但是去年中国从德国进口钢铁近50万吨,而出口到德国还不到20万吨。这一方面说明德国钢铁业在欧盟内部的竞争力是最高的,同时也说明中国钢铁即使在产能严重过剩的情况下仍然是不限制进口的。各种统计数据都能佐证,中国生产的钢铁产品绝大多数都在本国消耗了。中国的钢铁产能问题,不应该成为一个国际性问题。

当然,中国钢铁业在产业因素上客观地面临“去产能”的发展要求。国内钢铁业在2014年达到8.23亿吨的产量峰值,这个极值可能是“空前绝后”的,今后不大可能有别的国家达到这样的产量。陈德荣认为,这一方面是钢铁业此前几十年发展积累起来的制造能力,来之不易;另一方面也进入了新的能力转换的时期,需要去粗取精,集中优势产能,这是“多了之后的烦恼”,需要科学对待。钢铁业不能成为“过街老鼠”,必欲除之而后快,那可能会出现不必要的折腾,付出不必要的代价。到目前为止,钢铁还是最廉价、最方便、性价比最高、循环利用率最大的金属材料之一,是其它金属不可替代的。钢铁是国家的基础工业,以前是解决“有没有”的问题,如今“去产能”,是淘汰落后产能,和做强做优是相辅相成的,是解决“好不好”的问题,目的是为下游产业提供更好的材料。

转型不能“空转”更不能“转空”

目前,钢铁“去产能”正在推进。在座谈中,宝钢产销部门专家和员工认为,转型是现实需要,“空转”不行。但是,转型要在“加与减、新与旧、人与岗”之间加强整合与衔接,千万不能“转空”,不能形成产业“空心”。

在宝钢汽车板产线基地采访可以看到,宝钢转型调整的“自轨迹”是:不“为转而转、为调而调”,而是随着需求市场的转型“节奏”,“踩点”升级,在“新供给”与“旧产线”之间作“合题”,不随意浪费过去投资运行的成果,也不使升级“空心化”。

宝钢股份冷轧厂质检站的幺云蔚对记者说,他参与了宝钢上世纪90年代建成的首条热镀锌生产线的一系列改造,使得这同样的一条产线,产量不变,但其产品结构却从建筑类的彩涂基板,升级到汽车板,再升级到超高强钢汽车用材。“我一直相信,这才是钢铁业转型调整的正途,而不是想到要搞新的,就把过去的成果像垃圾一样扔掉。”幺云蔚认为。

但是,从生产普通板到转产全球首发的超高强钢,这里面“人的转型”太艰苦了,但也让人很自豪。这就是转型过程中“人与岗”之间的再匹配、再协调。幺云蔚说,超高强钢的生产,要求太苛刻了,工艺窗口小,温度的波动只允许在2至3摄氏度的小范围内,不少参数都设到了设备的上限,控制难度太高了。在攻克工艺最难关时,有时简直可以用“痛苦”来形容。但是接受挑战、挑战极限,也是“痛并快乐着”。

汽车用钢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陆匠心等专家认为,此轮钢铁去产能,应在市场化与法制化上“下足功夫”,让落后产能“只出不进”。同时集中优势产能“做加法”。汽车用钢是宝钢供给侧改革、产业升级的典型案例,与下游汽车产业的转型同步,从汽车用板、到汽车用钢、再到汽车用材,这里面的升级空间就十分巨大,而过去积累起来的优势产能,都能在升级中发挥作用。

 

存量资源可与城市新产业新经济融合

 

钢铁去产能之后形成的存量资源,包括资产、人才、土地、厂房甚至停产的高炉等,都可以成为新平台和新载体,与城市新产业新经济融合。

陈德荣说,宝钢集团已公告2016到2018年将在上海、广东、南通等地淘汰920万吨钢铁产能,后续还考虑结合新疆这一钢铁产能严重过剩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计划淘汰300万吨产能,淘汰的总钢铁产能预计达到1220万吨。而由此形成的存量资源,不少都是在城市范围内,潜在价值较高,可以通过有序开发形成城市的新产业和新经济。比如在上海,原宝钢特钢的部分厂区,正在规划建设以打造“创客空间+专业服务+投资基金+技术平台”为创业生态的吴淞口创业园,特钢现有的相关土地、水电风气设备及检测装备系统等资源,都可转型成为创业园研发、孵化功能的生产性服务资源。甚至此次宝钢不锈停产的大型高炉,也可以进行创意设计,成为工业文明的博物馆和商务服务场所。

此外,钢铁业还可以成为环保产业和能源的转换平台。宝钢已经开始与其所在的上海宝山区合作,宝钢生产中产生的热能,提供给宝山相关的“需热”产业和企业,由此淘汰低效、危险的小锅炉。城市里报废的汽车、油漆桶等废料和垃圾,可以创新工艺在宝钢炉窑中进行资源循环利用,城市垃圾焚烧中产生的大量的灰粉等危废,也可以通过宝钢的高炉消纳。陈德荣说,钢铁业转型,其实质就是新能力与新环境转换的一个过程,让钢铁重新成为整体经济和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招人喜而不讨人嫌”。

 

自贸区扩容释放改革新红利

新华每日财经分析  商务部部长高虎城8月31日说,近日,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辽宁省、浙江省、河南省、湖北省、重庆市、四川省、陕西省新设立7个自贸试验区。这代表着自贸试验区建设进入了试点探索的新航程,必将释放新的开放红利。

此前,关于第三批自贸区的名单及何时落地等备受各界关注。按照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年内要扩大自贸试验区试点。除了青海、吉林、北京、山西、西藏、河北之外,其余21个省区市都提出了申建自贸试验区。其中至少有16地已经将申建自贸试验区明确列入2016年工作计划中。这彰显了地方加快改革开放的决心。

从各方条件看,此时推出第三批自贸区试点正当其时。首先,自贸试验区建设工作启动以来,上海、广东、天津、福建四大自贸区在投资、贸易、金融、创业创新、事中事后监管等多个方面进行了大胆探索,有效激发了市场主体活力,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并通过集中推广、各部门自行推广和地方推广三种方式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复制和推广,为自贸区扩容提供了良好条件。其中,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将可能以立法形式最终确立。8月29日,国务院提请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修改外资三法及《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有关行政审批的规定,将负面清单以外领域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审批调整为备案管理。本次法律修改如经审议通过,将改变自改革开放以来运行了30多年的外商投资“逐案审批”管理模式,是我国外商投资管理体制的一次重大变革,将为外国投资者在华投资创造更加公平、稳定、透明的法律环境。

其次,受不利的全球经济形势影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部分地区经济甚至负增长,各地以开放促改革,以开放谋发展的迫切性增加,自贸区带来的开放红利将是地方经济发展的强心针。

再次,当前全球保护主义盛行,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的贸易和投资双引擎动力不足,在这个关头,我国宣布扩大自贸区试点范围,不仅宣示我国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坚定决心,更为重要的是让中国更好融入全球,让世界共享中国机遇。

自贸区是制度创新的高地而非政策洼地。新设的7个自贸区,将继续依托现有经国务院批准的新区、园区,继续紧扣制度创新这一核心,进一步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在更广领域、更大范围形成各具特色、各有侧重的试点格局,推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7个自贸区涵盖我国的东、中、西三大区域,主要突出两方面的试点任务,即对接“一带一路”和探索内陆发展新路径。对接“一带一路”方面,河南省“着力建设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的现代综合交通枢纽”,陕西省“探索内陆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合作和人文交流新模式”,其中,人文交流首次出现在自贸区试验任务中,预计将在文化服务业进行制度创新。探索内陆发展新路径是湖北、重庆、四川、陕西的主要任务,但是侧重各有不同,湖北突出中部崛起中的示范作用,重庆强调西部大开发的门户作用,四川重点实现内陆与沿海沿边沿江协同开放,陕西着力打造内陆型改革开放新高地。因此,可以预计,多项特色鲜明的改革试验内容将在7个自贸区内推进,这无疑将释放新的开放红利,惠及地区乃至全国经济发展。

高虎城表示,下一步,商务部将尽快会同相关省市和部门,研究完善新设自贸试验区总体方案,履行必要审核程序后实施。

 

 

经济增速大幅下滑  国家级经开区亟待转型升级

新华社讯  国家级经开区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国家改革开放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我国先进制造业集聚区和区域经济增长极,国家级经开区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

近期,新华社经济分析师针对国家级经开区发展转型进行调研时发现,在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一部分特别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国家级经开区在不同程度上面临发展困惑:产业集聚度弱、同质化、恶性招商竞争等原因导致经开区招商困难;受宏观和区域经济发展减速影响,部分国家级经开区产业结构调整升级面临种种困难;政府与经开区之间的管理体制机制依然不顺畅等。

国家级经开区经济增速大幅下滑

据商务部外资司网站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2015年底,全国共有219家国家级经开区,其中东部107家、中部63家、西部49家。2015年国家级经开区地区生产总值、第二产业增加值、进出口总额、财政收入及税收收入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11.5%、20.3%、19.4%、9.6%和10.5%,显示出其在我国经济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但受国内外多重因素影响,2015年国家级经开区总体发展态势趋缓。其中,地区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和税收收入同比仅分别增长1.4%、0.3%和4.5%,增幅较2014年明显放缓,且分别低于全国(6.9%、8.4%和4.8%)5.5个、8.1个和0.3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加值和进出口总额下滑,同比分别下降0.2%和6.5%。

在分析国家级经开区经济增速放缓的原因时,国家行政学院办公厅副巡视员范迪军表示,我国多数经开区在产业结构方面以制造业,特别是针对出口的制造业为主。而当前国际市场不确定因素加大,我国产能过剩矛盾突出,且经济结构调整正在进行中,使得经开区经济增长面临极大困难。

此外,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财政与金融研究室主任张岸元表示,在支撑我国2015年经济增长的因素中,第三产业和消费等发挥着较大作用,而这些是经开区经济发展的弱项,此消彼长导致经开区与全国的经济增速差距拉大。但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在经济新常态下,为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发挥生力军作用的国家级经开区亟需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更大力度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国家级经开区转型升级面临三大瓶颈

产业链不完整,招商引资难产生吸附效应。目前部分国家级经开区招商引资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产业链不完整,上下游产业之间的资源溢出难以相互吸收和利用,从而很难在招商引资上产生吸附效应。

以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例,其产业集群除自身发展的商用汽车外,其他产业主要通过政府主导引资形成,产业“嵌入性”强,“内生性”不足。产业集群内的企业,有相当一部分没有明确分工,经济联系松散,关联效应不强,产业“散光”现象比较严重。由于集聚度不足,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起来的一些产业特别是新兴产业已出现后劲不足的状况。

同质化造成恶性竞争增加招商难度。当前,国家级经开区同质化现象比较突出。部分国家级经开区没有清晰的功能定位和差异化发展方向,产业规划雷同,主导产业相似度较高,同类产业或产品存在重复投资和过度竞争问题。

当前,京津冀区域“国字头”经开区、高新区等发展平台载体十分密集,区域之间、各园区之间争项目、争资源、争技术、争人才等竞争十分激烈。

在湖北省,不少园区之间为争项目不计成本竞相压价,导致产业园招商难、空心化和泡沫化严重,有的产业园区入驻率非常低,沦为“鬼城”。

欠发达地区国家级经开区产业升级存在诸多困难。东北地区区位条件优越,但一段时间以来,东北三省经济表现普遍不佳,国家级经开区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调研中,辽宁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相关负责人坦言,虽然锦州是沿海城市,但其区位优势尚未得到充分发挥,事实上一直以“欠发达地区”对自己进行定位。

一些特色产业国家级经开区主导产业发展乏力。陕西航空经济技术开发区与陕西航天经济技术开发区是全国仅有的两个以航空航天为特色的国家级经开区,但其目前因主导产业发展乏力而转型升级困难。

地方政府与经开区间的管理体制机制依然不畅。地方政府管理体制机制不顺畅、不科学也是国家级经开区发展的瓶颈之一。最大程度地简政放权,给经开区“松绑”成为普遍呼声。

有的经开区与当地各级政府部门还存在职能交叉,造成责任不清、机构不健全、授权不充分、难以实行相对集中的行政审批等问题。须继续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整合经开区与行政区的有效资源,促进融合发展,建立精简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和优质便利的服务平台。

此外,虽然经开区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经济,但其要获得持续发展必须具备城市功能,发展社会民生事业。然而,目前医疗、教育等在行政上仍归属所在地区县等政府管理,经开区在完善这些城市服务资源时,需从所在行政区域申报国家优惠补贴。而申报过程中,经开区往往难以得到行政区的鼎力支持,因此很难获得政策支持。地方政府在符合国家有关政策规定的前提下,宜给予经开区最大程度的服务与支持,帮助经开区推动产城融合发展,避免“鬼城”的出现。

 

多举措提升国家级经开区发展水平

(一)加强宏观指导,促进产业合理布局

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时,宜从提升产业链整体竞争力出发,以产业链的相关性为原则,进行产业选择和定位。在明确产业定位后,应着眼于改善产业集群的发展环境,把资源向主导产业倾斜,为其提供更好的服务,促进产业链不断延长和上下游配套产品链不断完善,从而提高产业集聚度,推动产业集群健康快速发展。

(二)分流引导投资,培养差异化竞争氛围

在由同质化竞争向差异化竞争转变的要求下,各国家级经开区可考虑具体情况,进行特色产业发展规划,对产业发展的基础设施进行完善,全面服务于企业的发展;激励规模大的企业,营造资源共享的模式,选择可配套或相同企业进行合作。规模大的企业要发挥核心作用,推动集群的发展,聚集中小企业,形成专业特色,共同建设特色开发区。

(三)加强区域及跨区域横向合作,实现产业协同发展

一方面国家级经开区作为地区经济发展的龙头,具有很强的辐射带动作用,可强化国家级经开区与所在区域在资源共享、多方位合作。国家级经开区可借助周边区域,协同空间规划、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共同开发土地,建立利益共享机制,发挥“同城化”效应,从而有效带动所在区域经济发展。

另一方面,发展好的与发展滞后的国家级经开区可以建立区域联合机制,共建园区,在产业转移、人才交流、信息合作等方面搭建跨资源共享平台,在更大范围内整合市场资源,助推发展滞后的国家级经开区产业结构升级和创新驱动发展。

(四)加大改革力度,持续推进简政放权,建设服务型政府

有专家学者表示,对于国家级经开区及其中企业的发展,政府将来应更多地提供服务,而非直接管理,即“管理做减法,服务做加法”。

建议进一步理顺政府与经开区之间的管理体制机制,最大限度地简政放权,探索推进经开区与行政区融合发展的管理体制机制,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整合双方有效资源,建立精简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和优质便企服务平台。

此外,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涉及民生的领域,地方政府应在符合国家有关政策规定的前提下,给予经开区最大程度的服务与支持,帮助经开区推动产城融合发展。

 

上海“互联网+”促食品安全监管创新

新华社上海讯(记者陈爱平)  国庆、中秋居民消费旺季临近,食品安全又面临大考。而消费者通过网络订餐、网购生鲜蔬果食品、微信微博公众平台订购食品的频率不断提高,更给食品安全监管带来压力。记者了解到,上海在近年来通过引入“互联网+”、加强社会共治等创新,为居民食品安全带来保障。

线上线下联动,“互联网+”促食品安全监管创新

  近年来,点评网站成为上海市民就餐、购物最常用的工具之一,也是积累了大量消费者评价甚至“吐槽”的“数据中心”。然而,不少网站或者餐厅为了防止自己口碑变差,会故意不显示或者删除消费者的差评。针对这种情况,上海工商部门联合第三方网络平台开发了“网购大家评”网站,收集消费者对于网站的评价、网购体验、投诉举报等信息,经过分析加工,成为市场监管部门开展行政指导甚至监管执法的重要参考。目前已有大众点评、1号店、携程、京东等17家网购平台表示将在自己网页的显著位置添加这一链接,让消费者直接到监管部门的平台上提交评价。而这些评价网购平台则无法处理。

  消费者的网上反馈,已成为监管部门的执法线索。今年5月,上海长宁区市场监管局连续查处了两家非法加工、出售河豚的餐饮店,提供线索的就是来自消费者在大众点评网站的评价。

  长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赖树生介绍,监管部门充分利用大众点评庞大的后台数据及推送功能,有针对性地展开问题整治,对食品安全进行精准执法。另外,针对大众点评用户的评论特点,制定了“餐饮企业食品安全负面评论关键词搜索清单”,包括“腹泻”“过期食品”“脏乱差”等十大类关键词。信息共享后,监管部门定期对大众点评数据进行关键词搜索,实地排查。

  截至今年6月,通过长宁区政府与大众点评针对线下食品安全和线上网络订餐监管,联手展开的创新数据和信息共享,长宁市场监管已查处下架了区内700多家有违法行为的餐饮单位。

  与此同时,监管部门也通过互联网,向消费者提供商店数据、信用等级。例如,上海市民在“饿了么”等平台上,可以看到政府部门对餐厅的信用评价等级、餐厅营业执照、餐饮服务许可证和食品安全监督公示信息。

浦东市场监管局局长陈彦峰介绍,消费者能够更直观地感受到政府信息的价值,通过其理性选择、用脚投票,用市场无形的手“挤出”不符合法律法规、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商户,从而倒逼餐饮行业提高整体水平。

多渠道获取市民线索,鼓励社会共治

  今年6月,上海设立了“食品安全社会监督员”,首批聘请了50名市人大代表和市政协委员,在这些监督员中,既有疾控、医药、公共卫生等相关领域的学者专家,也有电信、物流等来自各行各业的代表,丰富食品监管的多元化诉求。

  这些监督员可以一个人或者几个人组团,随时对食品生产经营企业进行督查、暗访,不仅可以当场要求企业整改,还可以通过电子邮件信件等多种方式向监管部门提出整改方案,食品监管部门将在7天内及时响应,派出执法人员进行核实。

  记者了解到,随着食品安全市民活动的开展,越来越多的上海市民也积极参与到社会共治中。2015年上海公布的食品药品十大案例中,绝大部分的信息来源是上海食品药品安全投诉举报热线‘12331’的信息。截至2016年3月底,上海已有一些“隐名举报”案件进入办理程序。上海食药监部门也已累计发放隐名或非隐名的举报奖励3433笔,总金额为235.6万元。目前上海食品药品类的举报最高奖励标准,已经提高至原则上不超过30万元。

  完善对消息源的保护,则成为上海推动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新举措。今年3月份,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新修订并实施的《上海市食品安全举报奖励办法》补充规定了知情人员投诉举报信息保护制度,对要求“隐名保护”的举报人可以通过约定代码、单线联系或授权委托他人等方式,保障其依法行使举报权利,消除其后顾之忧,确保隐名举报人获得应有的举报奖励;举报者只需和监管部门约定一个代码或者暗号,就可以作为唯一的举报凭证,领取奖励也只需提供一个自己认为安全的账号即可。办法还明确了各级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保密责任,要求其对举报人身份的相关情况、举报内容、奖励情况等严格保密。

此外,为了进一步鼓励内部举报,办法对食品生产经营单位的内部举报实行重点奖励。鼓励“深喉”为监管部门提供线索。

推动法规、条例陆续出台,食品安全监管有法可依

  今年6月,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上海市通信管理局联合发布《上海市网络餐饮服务监督管理办法》,对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第三方平台、送餐环节、监管措施等做出明确规定。

  根据这一管理办法,如通过网络订餐发生食物中毒等食品安全事件,第三方平台必须第一时间下线该商户。对于涉事餐饮店,监管部门将按照线下餐饮店的管理办法进行查处。同时,监管部门还将对订餐平台是否履行其监督义务进行排查,比如是否按照规定对餐饮店入网资格进行过审查、是否及时发现散发性消费投诉的点评信息并上报和处理等。如第三方订餐平台未履行上述义务,监管部门也将对其进行查处,处以5万至20万元的罚款,情节严重者将被吊销许可证。

  办法中要求第三方平台建立网络餐饮服务提供者的“入网标准”,对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进行入网审查、实名登记、平台内网络餐饮服务提供者违法行为报告和处理等食品安全管理制度。这也意味着,平台不再仅被动审查商家证照,而是需制定一系列“门槛”,将“黑暗料理”拒之门外。

  办法还将网络订餐第三方平台的经营行为与其“生死存亡”挂钩。根据规定,第三方平台如果存在违法行为并造成严重后果,依法应吊销许可证的,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应当函告市通信管理局,由市通信管理局依法吊销许可证。

  上海各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将对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第三方平台实施食品安全信用管理,建立食品安全信用档案,记录对日常监督检查结果、违法行为查处、责任约谈及整改等情况,并根据信用记录,调整监督检查频次。

  据“饿了么”CEO张旭豪介绍,在接入政府信息的同时,“饿了么”也在严控新店注册环节,日均审核商家淘汰率3成;同时还在筹建一级部门“食品安全部”,全面负责平台的食品安全监管,人数将超过400人。

  同时,上海还在探索“三小”食品企业“备案管理”。小餐饮店的备案管理已经纳入“证照分离”改革试点范畴,今年4月,上海市食药监局和浦东新区市场监管局制定了对小餐饮店的备案和监管办法。根据备案办法,对于一些无证无照经营的饮食店,在符合通过环评、健康证齐备、无油烟扰民、台账记录可查等一系列相关条件的情况下,以备案的方式予以监管。

  具体来说,蒸煮类、奶茶类等不产生油烟的餐饮业态,满足一定条件后,还需要在周边邻居和物业公司征求意见,相关利益户签字同意后,将告知书在餐饮店附近的小区公示一段时间,最后才能发放备案公示卡。

在一段经营时间后,监管部门会“事后监管”,如果餐饮店能做到备案时承诺的内容,会继续让它经营。但一旦发现违背了餐饮店当初的承诺或者相关规定,就会立刻收回备案公示卡,实现真正的疏堵结合。自去年以来,已治理了无证照餐饮1万余户,其中督促办证1973户,取缔查处了1723户。

 

 

从“四个70%”看上海对外投资新版图

新华社讯(记者姚玉洁、何欣荣、周蕊)商务部2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1-8月上海对外投资增速超过70%。这份亮眼的成绩单背后,是民营企业占比70%、并购类投资占比70%、自贸区占比70%的上海对外投资新格局。

增速70%:“挡不住的诱惑”

  商务部提供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对外投资额超过外资利用额,成为资本净输出国的趋势明显。其中,1-8月上海市对外投资176.2亿美元,同比增长70.3%,上海上半年首次出现资本“出”大于“进”的资本净输出。

  在上海商务委主任尚玉英看来,上海近年来的对外投资呈现“井喷”的增长趋势,“对企业来说,‘走出去’已经是一种挡不住的诱惑。”

  尚玉英说,得益于“三个70%”结构的优化,今年以来,上海双向投资首次进入了实际对外投资规模大于实际利用外资规模的“顺差时代”。目前,上海的对外投资已经形成以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为扩张动力的合作新格局,涉及全球超过17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中民投总裁李怀珍认为,当前国内民间资本量巨大而且活跃,让国内的优势产能“走出去”是供给侧调节一个很好的选择。“当前民间资本投资模式正在逐渐转型升级,一是民间资本的流动由分散向规模化转变,由自发向规范化转变;二是由产业资本为主转向金融资本为主;三是将国内资本和国际资本的流动结合在一起。”

民企占比70%:“不出海等于损失”

  从曾经占比30%一路发展到占比70%,上海的民间资本活跃度进一步提高,作为对外投资中坚力量的民企,在“走出去”这一点上显示出了惊人的雄心。

  “未来十年中国企业跨境投资加速增长的趋势不会改变。”中民国际首席执行官廖锋说,“对有雄心的企业来说,不去占领国外的市场就等于是一个损失。必须到国际市场,到一个更大的海洋里面去奋斗,跟更强的高手学习、比拼,让企业变得更强大,这对企业的成长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力。”

今年早些时候,中国民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中民投)旗下中民国际顺利完成全球性再保险集团思诺保险的收购,交易总金额超过25亿美元。

 

并购类占比70%:“出海”寻找“蓝海”

并购是一个技术含量很高的投资种类,从曾经的“达到30%都很不容易”到去年以来并购类的投资一路增长,上海的企业正在“出海”寻找“蓝海”,沿着创新链获取国外先进技术、知名品牌、高端人才等要素。

  一些企业出海寻找新技术。从2011年到2015年,上海企业在境外研发类投资259项,投资额近75亿美元。比如,上海电气出资4亿欧元收购意大利安萨尔多能源公司40%股权,掌握重型燃气轮机制造核心技术;复星医药于2014年出资2.4亿美元控股收购以色列阿尔玛激光公司95.6%的股权。

还有的企业通过投资进入了一些曾经对中国企业来说遥不可及的高端服务业,将“走出去”的“触角”延伸到金融领域。中国华信近年来通过投资欧洲银行,进而参股或控股“一带一路”沿线的捷克、斯洛伐克等多个国家的银行。今年3月30日,在中捷两国元首见证签约下,中国华信收购捷克J&T金融集团50%的股权,并购买俄罗斯J&T Zao银行股权,双方将设立控股实体,旗下至少有两家欧洲知名零售银行。

 自贸区占比70%:出海投资桥头堡

  在中国对外开放的桥头堡上海自贸区,2013年备案中方对外投资额3.29亿美元;2014年42.19亿美元,增长11.8倍;2015年229.18亿美元,增长5.4倍;今年前5个月又同比增长1倍多。

  上海自贸区政策研究局副局长郑海鳌说:“这块仅有120平方公里的区域已成为我国境外投资高度密集区。”尚玉英说,自贸区正在成为中国走出去、对外投资的集聚地,在上海的对外投资中发挥了桥头堡的作用。

  蚂蚁金服就是自贸区出海的受益者。过去的几年里,企业通过在上海自贸区内设立平台,完成近10笔境外投资备案,投资领域包括境外支付企业、拥有领先安全能力和新技术的公司等。

  “我们的策略是在各个市场寻找当地伙伴,输出经验、共同发展。如此前投资的印度Paytm公司,利用蚂蚁金服和支付宝的标准和技术,在印度当地已有1.22亿用户,并已经成为全球第四大电子钱包,获得印度央行发放的筹建支付银行的牌照。在韩国,蚂蚁金服通过与移动通信运营商韩国电信的合作,获得了韩国政府预筹建互联网银行的批准。”蚂蚁金服副总裁韩歆毅说。

 

 

“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

——从上海自贸区看全面深化改革的精神坐标

新华社上海讯 (记者季明、何欣荣) 2016年9月29日,我国首个国家级自贸试验区——上海自贸区迎来运行三周年。

三年前,上海自贸区在东海之滨初试啼声,引来全世界的关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商事登记制度改革……一批试点经验从这里走向全国。

三年后,自贸区从最初的1家到4家再到如今的11家,不断扩容证明了党中央决策的高瞻远瞩,以及自贸区试验所取得的初步成功。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以此为精神指引,三年来上海自贸区不仅创造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试点经验,更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征程上镌刻下了自己的时代精神坐标。

 

保持敢为人先的锐气 改革永不停步

 

上海自贸区设立之初,曾有舆论担心,浦东开发开放20多年后,上海能否继续保持改革开放之初的那份锐气。

时间给出了最好的回答。三年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上的一项项改革任务如期或提前完成,一件件承诺落实到位,“改革倦怠症”的担忧没了市场。

改革不停步,动力在哪里?从上世纪90年代浦东开发开放,到2005年设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再到2013年的自贸区。有一面旗帜始终高擎,那就是国家使命。

“自贸区是国家的试验田,不是地方的自留地;是制度创新的高地,不是优惠政策的洼地;是种苗圃,不是栽盆景。”

对外,主动参与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的重构。对内,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适应、引领新常态——国家使命的因子,深深地融入了自贸区的经络之中。

摆脱路径依赖,上海自贸区在国内率先提出了“对标国际通行规则”“向制度创新要红利”的理念,政府带头、自我革命,以政府权力“减法”换取市场活力“加法”。如今,这些理念在全国范围内已成为共识。 回头来看,思路的改变对行动的作用力是强大的。上海自贸区总体方案设计参与者、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理事长王新奎说,2015年4月上海自贸区扩区的时候,很多人关心扩到什么地方去。

按照传统的发展模式,上海自贸区应该扩到空地上去,这样马上可以招商引资,可以见成效。但最后,上海却选择扩到陆家嘴、金桥等成熟的城市化区域。这些区域经济活动强度大、市场主体集聚度高,更有利于检验改革成果。

改革还在继续。今年8月,陆家嘴金融城在国内率先试水“业界共治+法定机构”的公共治理模式。原来政府机构性质的管委会变成了以企业法人登记的发展局,政府的单向管理也变成了大小事务都要和金融城内的居民商量着办。

改革一个月下来,润物细无声的变化正在发生。涉及产业发展、综合环境方面的事项,不是上政府办公会议讨论,而是交给业界机构组成的金融城理事会决策。“这将是陆家嘴未来的常态,通过不断改革创新,公共服务的效率会提升,市场的活力也会增强。”陆家嘴金融城发展局局长王华说。

 

保持锐意创新的勇气 大胆闯自主改

 

“深水区”的改革,对改革的设计者和操盘者,都提出了更高要求,更需要改革者保持锐意创新的勇气。

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的川杨河旁,一群崭新的建筑掩映在修竹丛中。这里,坐落着中国最大的外资医药研发中心——诺华上海研发园区。今年年中,上海园区启用当天,诺华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江慕忠表示,来自中国的科学家将与诺华位于全球的实验室开展合作,专注于遗传学研究以及药物创新。

给诺华这个底气的,是上海自贸区开展的贸易便利化改革。生物医药研发涉及大量的试剂和样本进口,原来参照一般货物贸易来审批,试剂的活性往往等不到审批完成就消失了。自贸区成立后,摸索出一整套针对生物医药研发机构的监管新模式,推动了创新资源在全球的顺畅流动。

“一般贸易的货物都需要原产地官方证书,而进口生物试剂是没有的。说实话,一开始都不敢签字放行。”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动植物监管处处长白章红说。

试错容错,勇气何来?“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这是国家领导人对自贸区的寄语,也是改革者时时谨记的精神座右铭。

大胆闯,不是盲目闯。自主改,也不是鲁莽改。市场的认可度和企业的获得感,是自贸区改革敢闯敢试的靶心。

在上海自贸区三年试验中,以“前所未有的便利化和有效管控”为目标,海关推出了“先进区后报关”“三自一重”(自主报税、自助通关、自动审放)等31项创新制度;以惠及实体经济为目标,央行推出的自由贸易账户体系服务2.5万家境内外企业。本外币融资总额折合人民币5681亿元,平均利率仅4.12%,明显低于国内水平。

作为自贸区扩区后的首家外资认证机构,美安康质量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执行总裁斯榕的感受是:“在自贸区,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对企业开展新业务涉及监管的,政府不会轻易关上大门,而是先问问干什么。”

“只要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上海自贸区都可以大胆去改。三年下来,在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方面,自贸区已经形成了基本框架。”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说。

 

保持蓬勃向上的朝气 勇立深改潮头

 

三周年,对于上海自贸区而言,仅仅是首份《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的交卷时间,改革的任务和节奏来不得丝毫松懈。

投资领域的负面清单,贸易领域的单一窗口,金融领域的电子围网,政府监管领域的证照分离……三年下来,上海自贸区为全国贡献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如今,全国的自贸区已增加到11家,自贸试验已进入3.0版。作为排头兵和先行者,上海自贸区下一步的改革方向何在?

改革者的回答是,继续保持蓬勃向上的朝气,主动加大自贸区改革系统集成和压力测试的力度。

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环环相扣,不搞系统集成,就推不下去。以上海自贸区最早提出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来说,这个理念普及之后,政府工作重心由事前审批转为事中事后监管。要实现“宽进严管”,必然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提出更高要求。

与此同时,上海自贸区还将主动而为,加大压力测试的力度。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肖林举例说,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减少禁止和限制外商投资行业的数量;金融开放创新等领域的深度和广度还有待提高。“做好压力测试,自贸区才能为G20峰会提出的中国应该更积极地承担大国责任的目标,作出更大贡献。”

“上海自贸区是块大试验田,要播下良种,精心耕作,精心管护,期待有好收成,并且把培育良种的经验推广开来。”

行百里者半九十。展望未来,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聚焦若干核心制度和基础性制度,上海自贸区必将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推进制度创新,进一步发挥改革开放国家试验田和精神引领者的作用。

 

    “上海攻略”:一个特大城市的社会治理样本

     新华社上海讯(记者郭敬丹) 街道干部不用再操心招商引资的“硬指标”,居民生活的实际问题有了更顺畅的解决渠道,基层队伍为民服务的能力跃升新台阶……
  两年前,上海市委将“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作为“一号课题”,持之以恒加以推进。两年来,上海正在努力走出一条符合特大城市特点和规律的社会治理新路子,为基层建设探索一套科学详尽的“攻略”。

  体制机制革新 街镇“有人有权”

  街镇是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承担着越来越多的“兜底”职责。为创新体制、转变职能、增强服务群众的能力,上海放了不少改革“大招”。
  “我们对静安区的12345市民投诉热线情况进行了分析,发现物业服务管理问题居投诉首位,另外物业相关执法问题也令群众满意度较低。”静安区社会工作委员会书记、区社会建设办公室主任王希佳说。
  公共服务短板已经显现,如何补上?
  为了“补短板”,静安区临汾路街道等社区成立了物业管理中心,专门解决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物业问题。而起中心指导、督促作用的主体,则是条线力量下沉后的房管办。
  将更多部门的服务、管理资源下沉至街镇及村居委,正是上海大刀阔斧改革中的一项。为的就是让基层有职、有权,并把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考核相结合、突出民生导向。
  临汾路街道党工委书记杨朝表示,“以前房管办只听房管局的,现在也要听街道的,和街道的紧密程度也加深了。我们感觉是实打实地增添了力量。”
  “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的“一号课题”实施以来,上海取消了全市103个街道的招商引资职能,街道经费由财政全额保障。各街道统一设置6个机构和2个“个性化”部门,不再简单对应上级条线部门,从“向上对口”“对上负责”改为“向下对应”“对下负责”。

  党建是个“同心圆” 社区治理多元化

  从社区管理到社区治理,上海正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区共治格局。区域化党建工作机制聚集了资源、搭建了平台,再借助社会组织的专业化力量,社区多元共治有了新活力。
  “首先要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徐汇区社会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黄琴说道,区域化党建能够把原来没法聚拢的优势资源拉在一起,共同为社区居民谋福利。
  上海南站隶属徐汇区漕河泾街道,汇集了铁路、高架、地铁、长途客运等交通功能,黑车、黑旅馆、黑中介等现象一度严重。
  为解决南站地区治理难题,漕河泾街道、南站管委办依托区域化大党建格局,充分利用街道行政党组、党建促进会等平台,积极动员各方力量共同参与南站地区治理,从东荡小区降噪工程,到正南小区、罗城小区居民自治整治群租,金牛小区门禁改造抑制地下小旅馆等,难题逐一破解。
  共治格局中,社会组织的力量不容小觑。上海市社会工作党委、市社会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就落实上海市委“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的成效做了社会调查,结果显示,基层干部和居民对社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充分认同,对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成效总体满意。
  “这里活动多,经常来,跟邻居们也慢慢熟悉了。”今年中秋夜,杨浦区五角场街道睦邻中心,居民孙正修抱着孙女赶来参加中秋晚会。这个活动,是由上海市屋里厢社会组织承担运行的。
  “我们希望为居民搭建自我管理的平台,未来居民参与程度越来越高,我们也要再进一步退到幕后,让居民自己策划、自己组织,营造文明向上的社区氛围。”上海屋里厢社会组织服务中心项目经理周帆说。

  队伍建设更“给力” 百姓更有“获得感”

  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核心是人,一支业务能力过硬的基层人才队伍是推进社会治理工作的关键。
  居委会、村委会党组织书记和社工队伍,是联结党委政府和群众的关键桥梁。上海全市从上到下对这两支基层工作骨干力量的建设高度重视。宝山区罗店镇突破公司、村、居等门槛限制,从全镇范围内统筹考虑干部选拔任用,“镇统一培训人员,放到一线岗位去啃硬骨头,加强和老百姓打交道的能力。”罗店镇办公室副主任王巍说。
  目前,罗店镇打造了100余人的动态青年干部数据库,其中提拔任用33人,在今年的基层党组织换届工作中,有5名70后年轻干部充实到村书记岗位上,中坚力量“断档”的状况逐步改善。
  队伍建设好了,工作落在实处,老百姓的“获得感”越来越强。“现在阿拉居委会推行‘全岗通’了,侬有事放心来!”虹口区曲阳路街道东体居委会内,居委文教干部金琼对市民金寿松说道。金寿松因孙女怀孕,特地赶来办理孕妇联系卡。得知计生条线干部不在,原本担心白跑一趟的金老感在“全岗通”服务能手的接待下很快办好了业务。
  “全岗通”,即精通分管条线,通晓其他条线。“现在,干部履职能力、效率更高,不再‘忙闲不均’,居委干部也有了更多时间去走访居民,居委会的自治功能更加凸显。”曲阳路街道社区自治办主任金安国说。

 

 

上海自贸区金改三年“改”了什么?

新华社上海讯 (记者有之炘) 上海自贸试验区作为我国金融改革的试金石,在资本项目可兑换、利率市场化、金融市场开放等核心金融改革上先行先试,为境外投资者提供了一条进入中国市场的可行路径。

三年里,为吸引境外央行全面进入国内市场,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代理了37家境外央行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托管量4456亿元。“熊猫债”发行取得突破,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境外发行人已累计发行“熊猫债”185亿元。

在同业拆借市场,引入8家境外清算行参与境内同业拆借交易。推动16家金融机构通过同业拆借中心的国际金融资产交易平台,面向国际发行47.5亿元的跨境同业存单。

在外汇市场,先后允许境外央行、符合一定条件的人民币购售业务境外参加行参与银行间外汇市场,外汇市场与国际不断接轨。目前,参与银行间人民币外汇市场的境外机构达到41家。

在衍生产品市场,实施场外金融衍生品交易集中清算管理,建立航运和大宗商品金融衍生品中央对手清算平台,上海清算所中央对手清算业务不断扩展。

在跨境人民币交易结算方面,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一期上线运行,19家境内中外资银行直接开立账户开展跨境支付清算业务。不断拓展跨境人民币使用范围,稳步推进人民币境外借款、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等创新业务,跨境人民币结算额快速增长。

在资本市场,进一步便利跨境证券投资,对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外汇管理制度进行改革,放宽单家QFII机构投资额度上限,根据机构资产规模或管理的资产规模的一定比例作为其获取投资额度(基础额度)的依据,基础额度由审批改为备案管理。

上海自贸区建立了一系列创新性的金融制度和防范风险的新制度,为其他自贸区和全国金融改革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操作样本。市场人士预期,人民币“入篮”将促进中国加速推进人民币可自由兑换。目前,上海自贸区金融开放离资本项目可兑换和金融服务业开放的目标还有差距,尤其是部分实施细则尚未落地,自由贸易账户功能还有待拓展。

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肖林建议,下一步上海自贸区应进一步拓展自由贸易账户功能,启动自由贸易账户本外币一体化业务,鼓励金融机构利用其开展金融创新。同时,扩大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加快面向国际的金融交易平台建设,探索建立人民币国际化服务中心。

 

需求侧预判、供给侧着力 上海探索养老新模式

 新华社上海讯(记者周蕊)机构养老难,近家养老不易,特大城市如何应对日益变老的人口结构,已经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日渐深度老龄化的上海近日批准了《上海市老龄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从需求侧、供给侧两方面着手,在中心城区和农村探索不同的近家养老新模式,力图为这一预计到2020年户籍老年人口占比高达36%的城市寻找一个上海答卷,让每一位老年人获得触手可及的养老服务。

老年照护统一需求评估:养老服务轮候全透明

   数百个床位的公立养老院,却早有数千人排队等候,这是一些大城市里老人们等待入住公立养老院时不得不面临的困局。谁能入住?又凭什么入住?这是很多家庭关心的问题。

  现在,在上海,随着老年照护需求统一评估体系的建立,评估后不同照护等级的老人将可以匹配从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到养老院、护理院等不同层级的养老服务,养老院排队“明明白白”。

  记者在徐汇区统一养老服务信息管理平台上看到,平台上通过网络、电话、手机APP等六种途径,接受居民在社区服务、居家养老服务、高龄医疗护理服务、养老机构和老年护理机构五大类中选择所需的服务,通过第三方统一评估对老人的健康状况和疾病诊断等进行摸底,将老人按照健康状况分为照护一级到六级。

  徐汇区民政局局长施涛说,根据第一时间公示的评级信息,需要入住养老院或者护理院的五级、六级老人可以结合实时公布的区内公办养老机构和护理院提供的床位信息和轮候情况,综合机构水平、离家远近、是否愿意接受轮候等多重因素,考虑决定入住哪家机构,实现机构排队“全透明化”。

  “通过对老人养老需求侧的摸底,还能研判未来一段时间新产生的养老和护理需求,政府可以有针对性地投入资源,提升效能。”上海市民政局有关负责人说,“十三五”期间,上海将全面实施老年照护统一需求评估,以此引导生活照料服务和医疗护理服务之间梯度衔接和有序转介,促进养老服务供需公平有效对接。

  都市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小规模、多功能、专业化

  在上海的中心城区里,有这样一群被称为长者照护之家的嵌入式养老机构,它们通常是利用社区内各种闲置、存量设施改造而成,面向尚未入住机构的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和大病出院仍需康复护理或家属需要喘息服务的老年人提供近家的全护理机构服务。

  “小而美”是这些微型养老机构给人的第一印象。普陀区的万里社区长者照护之家的48个床位被分为四个照护区,每个照护区里配有复健设施、床位和公共活动空间等,构筑成一个个半独立的空间。

  “一个长者照护之家都只有几十个床位,单纯通过机构养老难以满足老龄化程度日渐加深的中心城区。希望未来单体照护之家的服务可以辐射到直径数公里内社区里的400名左右老人,通过助餐、日间照护、执业护士上门随访等一系列软性服务,达到机构内与机构外1:10的服务比例。”上海爱照护养老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丁勇说。

  和一般养老院周转周期高达数年不同的是,长者照护之家的平均周转率控制在3个月以内。丁勇说,在护理期结束后,机构将对老人进行是否需要第二周期的评估,评估后身体条件恢复良好、不再需要机构护理的老年人将被建议转入带有护理服务和护理床位等的居家养老模式。这些老人可以选择1908元到3168元不等的“护理包”,从原有的机构护理切换到每周上门一次到每天上门一次不等的家庭护理模式。

根据《上海市老龄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上海将在“十三五”期间引导社区托养机构向嵌入式、小规模、多功能方向发展,长者照护之家实现街道(乡镇)全覆盖。

   

 

农村宅基睦邻“四堂间”:我的养老不离家

   随着农村老龄化进程的加深,如何让农村纯老家庭、空巢老人、留守老人“养老不离家”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在上海远郊的奉贤区,老年人口已经占户籍总人口的28.9%,其中,农村老年人口又占了半数以上,这里探索的宅基睦邻“四堂间”养老新模式,让老人养老“不离乡土、不离乡邻”,颇有借鉴意义。

  宅基睦邻“四堂间”是利用农村地区闲置的宅基房屋,通过基础设施改造,为本宅基(村民小组)独居、高龄、困难等老年人提供就近养老服务,承载了吃饭的饭堂、聊天的客堂、学习的学堂、议事的厅堂四大功能,实现了农村近邻养老。

  “以前家里人少,在家烧一顿吃一天,剩菜也不舍得扔,吃饭就对付对付。现在来‘四堂间’吃,3-5元就能吃上荤素搭配的营养餐,省得自己洗菜烧菜洗碗,又能和老邻居们一起学习聊天,听听健康养生的讲座,参加义诊活动。”奉贤区庄行镇西校村的相伯贤老人说。

  据了解,上海“十三五”期间将建成2000个示范睦邻点。

 

 

迈向“卓越全球城市”

——上海科学描摹“2040”发展蓝图

新华社讯(记者姜微、叶锋、何欣荣)  20日召开的上海市委全会审议通过《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40)(送审稿)》(简称“规划”),提出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中心和文化大都市”。下一步,《规划》经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后,将正式上报国务院审批。

这是去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之后,国内首个向社会公示的超大城市中长期总体规划。《规划》贯彻“五大发展理念”,坚持“开门编规划”,将国家战略、地方实际和民众期待相结合,积极探索“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治理模式。

立足国家战略  体现全球趋势

“卓越的全球城市”,是《规划》中描述上海城市性质的关键词。

今年年中公布的长三角城市群规划,明确提出“以上海建设全球城市为引领”。在此之前,中央还要求上海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这些国家战略,都在《规划》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总体规划是指导城市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具有战略引领作用。搞好新一轮规划编制,要把中央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作为一根红线贯穿始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韩正表示。

纵览《规划》,处处可见“五大理念”的指引。比如在“创新”方面,上海将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聚焦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坚持以规划创新引领城市发展,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征、上海特点的超大城市睿智发展的创新转型新路。

在“协调”方面,聚焦解决超大城市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突出问题。以城乡统筹发展为例,《规划》提出深化“主城区-新城-新市镇-乡村”组成的城乡体系,遏制中心城区的无序蔓延。

在“绿色”方面,把保护城市生态环境放在优先位置。以大气环境为例,上海力争在2040年将PM2.5浓度控制在20微克/立方米左右,达到国外全球城市标准。

在立足国家战略的同时,上海的城市规划,还瞄准全球发展的最新趋势。

上海市市长杨雄表示,当前纽约、伦敦等全球城市在强化经济等硬实力的同时,都更加注重培育文化软实力。为此,《规划》将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作为重要内涵,写入上海的城市性质。

在广泛征求意见的过程中,不少专家提出,上海未来25年的城市总体规划要突出打造文化原创力,体现上海的文化特色。《规划》明确,将通过提升上海的文化传播能力、建设国际一流的文体设施等措施,加强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

尊重城市规律  守底线重留白

一个好的城市总体规划,必须认识、尊重、顺应城市发展内在规律。

“到2040年实现规划建设用地‘负增长’。全市建设用地总规模从上一轮规划确定的3226平方公里,削减到3200平方公里,并提高公共服务设施和生态用地比重”——在上海2040规划草案里,类似的约束还有不少。

不少人质疑,一些关键指标都约束了,上海靠什么发展?

但事实上,作为一个超大城市,上海空间地域狭小,资源环境约束很紧,产业、人口、基础设施高度集中集聚,城市发展必须强化底线约束,守住人口规模、土地资源、生态环境和城市安全四条底线。

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诸大建表示,从城市的发展规律看,上海未来要实现经济社会与自然资本消耗的“脱钩发展”,在存量上保证更生态的、更有质量的发展。在土地利用方式上,势必会经历由增量规模扩张向存量效益提升的转变。

对于可预见的未来,要守住底线。同时,以提升城市品质为方向,建立“留白”等弹性适应机制和动态维护机制,应对城市未来发展需求的不确定性。

比如,在土地、交通和能源等资源配置和设施保障的规划中,既有明确的目标,也留出了弹性应对的空间。实际上,在上海划定的3200平方公里建设用地总规模中,就包含了200平方公里的“留白”空间。

“建设超大城市的规划,要远近结合,前瞻把握,为未来发展留足稀缺资源和战略空间。这是极其重要的规律性要求,也是从长期发展实践中得出的一个科学认识。”上海的决策者提出,对事关城市永续发展的重要区域、重要资源,一定要保护好、维护好,不能动;对暂时没有想清楚、看明白的地方,要坚决留白。

呼应民众期待  开门编制规划

对于规划,一些地方曾有戏言“规划规划,墙上挂挂”。除了落实和执行的问题,更多地显示出部分规划在编制过程中,与地方实际、民众期待不符,缺乏操作性、科学性。

上海此次《规划》编制的一大特色,就是“开门做规划”。“上海2040”的公众参与力度,是历次总规划编制中最大的一次。“规划编制的过程,也是探索城市治理模式创新的过程。”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局长庄少勤说。

从8月底公示开始,社会各界通多个渠道,对《规划》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达1810条。针对区域协同,长三角的江浙两省以及苏州、嘉兴等六市也提出意见建议34条,一些长三角城市的党委政府还专门致函提出意见建议。

这些意见建议,覆盖《规划》的多个方面。比如,多名代表委员提出,上海城乡协调发展中的短板是“乡”,应更加关注城乡一体化发展,缩短中心城和郊区差异,提高生活品质,使在郊区生活的各类人群真正做到宜居、宜业、宜游、宜学。

还有一些专家提出,上海要认真研究应对老龄化的发展趋势,拿出相应举措。《规划》提出的“15分钟生活圈”应充分覆盖老龄化社区。同时,适老性住宅规范应全面融入一般住宅规范。

上海市规划编制部门对所有意见建议进行了逐条梳理研究,共采纳意见707条,解释或在下位规划中落实的意见818条。

同济大学建筑和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唐子来表示,上海将此次总规编制的过程变成全方位听取意见建议的过程,举全市之力、集各方智慧,使城市总体规划真正变成凝聚全社会公示的行动纲领。

 

 

解码经济“秋季报”:表现好于预期  基础仍需巩固

新华社讯  更稳定、超预期——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中国经济三季报显示,在供需两端共同发力、引导良好预期的综合作用下,前三季度我国经济运行态势稳中有进,尤其八、九月份多项数据明显改善。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动能转换的关键阶段,这些数据告诉我们什么?

6.7%:数字相同,内涵不同

“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稳中提质、好于预期。”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这样评价前三季度中国经济。“稳”在哪儿,“好”在哪儿?要用数据说话。

从经济增速看,与此前两个季度相同,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依然保持在6.7%的水平。在国内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背景下,这一成绩实属不易。

事实上,这一数据与国际机构对中国经济走向的判断大体一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日发布的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将今年中国经济增速预期维持在6.6%不变。亚洲开发银行9月底发布的报告,则上调了今明两年中国经济增长率预期值,体现了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指出,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发电量、出口先导指数等一系列先行指标,近期纷纷出现积极变化。“三季度经济运行平稳,增速比市场预期要好。”

就业和物价也延续了“稳”的态势。前三季度,城镇新增就业1067万人,提前一个季度完成全年预期目标,31个大城市的城镇调查失业率自2013年6月份以来首次低于5%。同期,物价涨势总体温和。前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0%,比上半年回落0.1个百分点。

在连续三个季度6.7%的经济增速背后,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不断提升,动力结构、产业结构与需求结构持续优化。

统计显示,前三季度,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52.8%,比上年同期提高1.6个百分点。同期,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71%,比上年同期提高13.3个百分点。

“今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前三季度经济平稳增长为全年目标顺利实现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说,中国经济将在新起点、新平台上迈出更坚定的步伐。

收官季”平稳态势有望延续

“9月份订单明显增多,现在已经排到一个月以后了。”集瑞联合重工营销服务有限公司管理人员谭东说。这家位于安徽芜湖的企业主要生产销售重型卡车及零部件。

经济数据印证了企业的感受。9月份,我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由负转正,结束了连续54个月同比持续下降的局面,上涨0.1%。

“这意味着工业领域的供求关系出现实质性变化。”盛来运说,进入三季度后,工业用电量、发电量、货运量等指标都有所改善,工业企稳态势明显。

在盛来运看来,这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直接相关。一些落后产能退出后,市场供求关系发生积极变化,再加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因素,工业领域价格回升,工业企业利润好转,发展信心也在增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效果是实实在在的,而且超出预期。”

从需求侧观察,变化主要集中在投资领域。统计显示,今年以来持续下滑的投资增速在三季度趋稳。其中,前三季度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3.1%,增速今年以来首次出现回升。9月份民间投资增长4.5%,在8月份由负转正的基础上继续回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许召元说,制造业投资是民间投资的主要方向,市场化程度高。目前看这部分投资已经企稳,其中消费类和高端制造业投资增速回升明显,这具有一定的可持续性。

据商务部市场运行司副司长李习臻分析,四季度是我国传统消费旺季,加上宏观经济趋稳和改革红利不断释放,预计消费市场将保持稳定增长。

分析人士认为,尽管经济运行中有不少积极变化,但基础并不稳固,例如出口走弱、金融风险在局部积累等都是当前值得高度关注的问题。不过,总的来看,四季度中国经济有望保持稳定增长。

以改革落地巩固积极变化

不少专家认为,短期来看,我国内需有空间、调控有手段,经济筑底企稳的势头可以保持。因此,政策重心应更多地放到推进改革落地上来,这一点不能因数据的短期波动而动摇。

从外部看,世界经济面临的风险还在加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未来5年全球贸易很可能持续低速增长。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黄颂平说,受国际贸易格局变化及保护主义抬头的影响,“外贸面临的困难不是短期的。”

从国内看,投资增速低位运行,制度性交易成本较高,传统行业特别是产能过剩行业经营困难等问题依然存在。

对此,财税专家张连起分析说,在外需持续疲软、资本边际产出下降背景下,必须依靠改革创新才能释放新动能。例如通过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优质的资源转移到教育、医疗、养老、文化等符合消费升级方向的产业部门上。

刘元春认为,在经济平稳增长的基础上,应抓住有利时机,持续推进结构性改革,尤其是在金融、国企等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一些基础性的、具有重大牵引作用的改革举措要加快落地。

同时,他表示,增强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要注意防范和化解经济中潜藏的结构性矛盾和风险。例如,通过一系列监管创新和改革举措,破解目前我国企业部门杠杆率过高的问题。

“一方面要巩固企稳基础,一方面要完善增长的体制机制,提高增长的‘含金量’。”张立群表示,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动能转换的关键阶段,必须通过改革构建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促进资源得到更合理地配置、更高效地利用,为形成发展新格局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简政放权持续推进面临四大难题

新华社讯  简政放权自2013年拉开序幕以来,国务院已取消下放行政审批事项三分之一以上,提前超额完成承诺目标任务;工商登记前置审批精简85%;资质资格认定事项压减44%;多数省份行政审批事项减少50%至70%。各级政府“放管服简”积累了不少经验。当下,简政放权进入“深水区”,要达到改革精准对接发展所需、改革措施直透基层、改革成果直达百姓之效,仍须直面更多样、更隐蔽、更深层次的难题与挑战。

改革需防碎片化,多部门衔接难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与投资体制改革、商事制度改革、价格制度改革、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等相关改革及政务服务体系建设契合度还不够高,耦合性需要进一步加强。改革措施上下不配套,部分地区尝试实施“大部门”体制,但上级部门尚未进行相应的部门整合,导致上下衔接不顺畅。涉及多部门联合审批的事项,也存在简政放权不同步的现象。

记者调研发现,地方政府对行政体制创新的改革探索,如银川的“一枚公章管审批”、哈尔滨的“大处室”改革等,在提高行政效能、服务便民方面取得一定成效,但目前多是“单层”改革,而在省级与市级部门对接等方面,可持续性和系统性有待时间检验。银川作为西部地区的先行者,已将该放的、能放的审批权全部下放,但自治区一些厅局的一些事关民生、“含金量”高的事项却依然没有下放,造成改革上下级之间脱节。如办理居民护照时,出入境管理局可以快速完成审查审核,但出证依然由自治区公安厅完成,部门间权限对接的过程限制了办事时间的进一步压缩。

银川并非个例,衔接难是多地行政审批改革的通病。受访的多位基层干部表示,改革需要上下通力配合以及配套政策的出台,“行政体制改革变成碎片化改革很难说是成功,现有职能结构决定,如果不进行上下通改,只是中间改了某一个层次,这一层级和部门会很难受”。

“信息孤岛”仍待打破,实际效能提升难

“互联网+”等创新手段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政府相关部门联通及审批信息共享,但一些部门业务系统与审批系统并未全面互联互通,“信息孤岛”“二次录入”现象较普遍,尤其是政府垂直管理部门的信息开放和共享程度有待提升,调研发现,个别部门以保密或垂直管理等为由,数据共享意愿不高,造成效率低下、行政成本高。

目前银川市行政审批局实施的行政审批事项涉及自治区甚至国家部委开发的多套软件系统,造成办理业务时普遍存在“多套系统,多个流程、反复登陆、重复录入”的问题,影响审批效率提升。

银川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副局长齐文胜说:“除了行政审批服务系统外,我们同时还要使用文化、商务等8个部委的16个全国通用系统,自治区住建、工商等7个厅局的12个系统,还有银川市住建、卫计委的2个系统,大大影响了工作效率,给群众办事造成不便。”

目前,部分自贸区的信息平台虽已开通,但在实际运作中,部门间信息交换和应用的领域还比较窄,容易出现“蜂窝煤”(上下相通但左右不通)现象。比如,按有关规定,因违反环境保护法规受到处罚,自处罚决定下达的次月起36个月内,不得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但由于缺乏信息共享,税务部门难以及时掌握环保部门对企业的处罚信息,有时会出现违法企业继续享受税收优惠的情形。

广东省编办主任潘享清认为,各部门有各自开发的审批系统,不同系统有自身独特的功能模块设置,实现不同审批系统的数据端口对接仍需时间。

有效监管尚未破题,“放管”步伐一致难

 

监管转型滞后于审批改革进程,监管体系建设、社会参与监管等均严重滞后,“大部门”管理体制下的工作机制并未改变。将资质要求等同于监管、以考试培训替代监管、把监管简单理解为取消下放事项的衔接落实等误区不同程度存在,会批不会管、监管能力与硬件建设不足等问题在基层监管方面尤为突出,微观管得太多、宏观管得不够。

一些部门重审批轻监管,存在一放了之心理,忽略了事中事后的监管;还有一些部门对如何运用法律、经济、技术手段强化事中事后监管研究不够,仍按老办法,搞突击检查,甚至等问题出现了再去“亡羊补牢”,搞专项整治。人员配置不合理,主要力量依然放在审批上,监管力量不足,人员能力素质不能适应“放、管、服”改革的新要求。

调研过程中多位基层干部反映,由于监管模式落后、手段不多,改革中出现“审批部门步伐快,监管部门跟不上”的问题。目前,监管部门依然主要靠抽查、举报等传统方式监管,很大一部分工作依靠人力完成,但随着审批程序越来越简化、市场主体越来越多,监管显得越来越吃力,尤其是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环境安全、食品安全、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放管”步伐不一致给改革带来一定风险。

弱化事前审批,强化事中事后监管,是自贸区的重要改革方向,但在现实操作中还有很多不足。“我们在自贸区从事研发测试活动,需要进口样本试剂。但有些微量样本的进口仍需许可证,因为申请麻烦有时只能放弃。”美药典标准研发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冯兵兵说。

对此,上海出入境检疫检验局自贸办主任杨海军反思说:“诸如进口样本和试剂的用途,其实商检部门也搞不清楚,这只有科学家懂。对于此类物资的进口,今后应该越来越多地采用事中事后监管的方式。”

配套机制和服务体系不健全,实施落地难

中央编办副主任王峰认为,目前地方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中,大多数是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设立的,这些项目的取消、下放、整合涉及国家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修改与完善,地方无权自行取消,遇到“天花板”后无法逾越。

以食药监部门为例,药品经营许可与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认证“两证合一”改革,国家总局虽有部署,但在法律上未明确具体的审批程序与要求。因此,从省级层面予以改革与突破存在法律制约。

公共服务基础薄弱、地区发展不平衡等因素也阻碍了改革进展。

福建省人社厅政策法规处处长彭永英介绍,目前,该厅3个社保类直属事业单位开设的办事窗口数达40多个,年办理量达数十万人次,受场地所限,短时间内难以实现经办地点的集中;此外,这些事项已有专门业务平台且办理量极大,如进驻福建省网上办事大厅全流程办理,不仅重复建设且省级网上办事大厅服务器也将难以承受,网上集中难度较大。

“目前,由于未普及个人数字证书和CA证书,因涉及数据安全,电子证照体系也尚未健全,在技术上难以验证服务相对人在网上提交的材料是否全部真实、准确、有效,实现进驻事项全流程网上办理存在较大困难。”彭永英告诉记者。

 

上海:撬动分级诊疗 家庭医生扮演重要角色

 

新华社上海讯(记者 仇逸?龚雯)记者在被列入全国省级综合医改试点的上海了解到,作为“多面手”的家庭医生不仅成为居民的健康“守门人”,更是分级诊疗的“引路人”。业内认为,家庭医生作为撬动分级诊疗的一个有力支点,在推动社区医改?优化服务体系?改善医患关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国家卫计委近期发布的《关于推进分级诊疗试点工作的通知》提到,各试点地市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制定试点工作方案时,可以参考借鉴上海市在居民自愿选择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签约的基础上,“1+1+1”的签约医疗机构组合,渐进式推进建立分级诊疗制度。

所谓“1+1+1”,即居民在选择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签约的基础上,再选择一家区级医疗机构?一家市级医疗机构进行签约,形成“1+1+1”的签约医疗机构组合,优先满足本市60岁以上老年人?慢性病居民的签约需求,签约居民在“1+1+1”组合内可任意就诊,如需到组合外就诊的,需由家庭医生(或签约医疗机构)转诊。

在上海,家庭医生制度已覆盖所有社区。截至今年7月底,全市首批65家试点社区“1+1+1”签约居民在组合内就诊率近80%,其中在签约社区就诊率超过60%,市民就医下沉趋势显现,为分级诊疗制度改革打下扎实基础。据悉,第二批121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1+1”签约试点工作已启动,将覆盖到全市77%的社区。

只有真正做强基层,特别是提升家庭医生的服务能力和技能,才能让群众自愿“社区首诊”,使大量的诊断明确的常见病?多发病下沉社区。

上海是我国率先实施全科医生规范化培养的地区,截至今年上半年已有注册全科医生5696人,按常住人口达到每万人口2.36名,已提前实现国家2020年的规划目标。另外,上海在市级层面制定了社区卫生服务基本项目目录,提出了6大类141项基本项目,明确服务规范,引入标化工作量方法等。

为了进一步增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服务能力,上海积极推动优质医疗资源辐射基层,一方面通过医联体等方式提升社区糖尿病?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等慢性病的管理诊疗能力,另一方面组建区域性影像?检验?心电诊断中心,逐步推进社区诊疗水平的同质化。

据了解,上海已建立了电子健康档案和电子病历两个基础数据库,在全国率先实现市?区公立医疗卫生机构互联互通和数据共享。市级数据中心已集聚了近100亿条的诊疗数据,并以平均每天1800多万条的速度增加。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到2017年,分级诊疗政策体系逐步完善,医疗卫生机构分工协作机制基本形成等;到2020年,分级诊疗服务能力全面提升,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模式逐步形成,基本建立符合国情的分级诊疗制度。

业内人士指出,分级诊疗制度建立进程中,通过家庭医生服务等途径引导患者在基层首诊?有序转诊,有利于提高体系效率,解决医疗资源结构性失衡的问题。同时,让家庭医生更多更好地走入寻常百姓家,还需要扫清工资待遇?发展空间?社会地位?法律制度等多重障碍,才能进一步扭转居民就医无序?盲目的现状。

 

三问网约车细则:特大城市出行路在何方?

 

新华社讯(记者叶健 徐蕊)近日,多地网约车细则发布后,引起了公众热议。尤其是京沪针对户籍、车型的限制,更是引起了不少人的疑问。在诸多严格的网约车细则背后,法律依据何在?对于特大城市,网约车到底是“添堵”还是“解堵”?网约车若受到规范后,公众出行是否会受到影响? 

人车限制违法?法律专家:依法合规

在京沪网约车细则发布后,不少人都注意到,在针对网约车司机的要求中,明确了要求北京或上海当地户籍。在外来人口占比较大的北京、上海,这一要求引起了不小非议。

此前,一些人质疑,要求网约车驾驶员必须具备本地户籍,显然属于“限制其他地区的个人或者企业到本地区从事生产经营和提供服务”的情形,因此直接违反《行政许可法》第15条规定。

不过,法律界人士张毅表示,网约车是由国家设定的行政许可,并非地方设定行政许可,因此《行政许可法》第15条不适用。

通过查阅《行政许可法》发现,第15条规范的对象是“地方性法规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章”设定行政许可或临时行政许可,但网约车却是中央政府设定的行政许可。

所以,张毅认为,网约车地方细则属于《行政许可法》第16条项下的“规定权”,即“地方性法规可以在法律、行政法规设定的行政许可事项范围内,对实施该行政许可作出具体规定”。

作为京沪网约车细则的上位法,查阅最新修订的《北京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和《上海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可以发现,有明确规定,出租车驾驶员必须具备有本市常住户籍或户口。 

网约车缓解出行难?滴滴:避免空车巡游 更有效利用有限道路资源在很多人印象中,网约车是缓解出行难的利器。的确,通过“互联网+交通”打破信息不对称,为乘客减少了未知的等待时间,也降低了出租车的空载率。但是,每个人在微观层面的最佳选择,汇集到宏观层面,可能就产生新的矛盾。

根据多方调研,目前在上海,主要打车软件平台上注册车辆数达到90万,实际接单的车辆规模约为15万-20万辆/日,客运量约在55万人次/日左右。相比之下,上海5万辆左右出租车每天的客运量,在2010年就超过310万人次。

为此,有分析认为,网约车以更多的车辆运载了更少的人。而且,这还是在补贴刺激之下的成绩。如果补贴逐步降低乃至取消,网约车的客运量还会持续走低。

实际上,上海市出租车客运量自2010年到达314万/日的峰值后,已开始逐步回落。这说明,分流的客运量更多地被公共交通所消化。近年来对于网约车过度旺盛的需求,不是因为市民出行需求增加了,而是因为网约车的价格被扭曲后脱离了市场规律。

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冯苏苇就认为,平台采用对司机、乘客两端持续补贴,出行的价格机制被扭曲,乘客的机动化需求也由此被诱发出来,导致网约车使用频次大幅增加,这些因素或会抵消专车、合乘所带来的小汽车出行减少效应。

由于网约车的大量涌入,给上海每天新增加交通量约250万车公里,而且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及近郊区范围,约占该区域道路交通出行量的2%-3%。

可不要小看这新增的2%-3%,因为上海交通道路压力已经是高位运行,每多一点都可能是“最后一根稻草”。

相关专家告诉记者,近几年,上海小汽车以平均每年12%的速度递增,但道路长度年均增长速度仅为1.7%,道路的供需矛盾日益突出,上海市的道路资源不可能支撑个体化交通方式比例较高的交通模式。

所以,随着大量网约车的涌入,虽然少数市民觉得叫车更方便了,但大数据显示的结果是,只是大家“坐在车上、堵在路上”的时间更长了而已。

不过,滴滴出行相关负责人则认为,滴滴利用大数据算法和先进的匹配技术调动闲散的社会运力和交通资源,匹配需求和供给,解决高峰期的潮汐出行难问题。避免空车巡游,这是与出租车的本质区别。此外,针对滴滴司机订单小的问题,这位负责人表示,滴滴司机大多数不是全职司机,有些司机是利用闲散时间在高峰期接单,有些顺风车司机利用上下班一天只接两单,这种灵活就业恰恰解决了高峰期公众出行难的问题,充分利用了有限的道路资源。这位负责人说,相关研究显示,滴滴平台北京专车和快车业务三年来总订单量不断攀升,但三年来北京专快车订单的行程平均车速,一直处在25公里每小时的正常波动范围内。

根据今年麦肯锡发布《寻找快车道:中国汽车市场发展新趋势》调查报告,“当前移动出行平台正在改变中国汽车市场的生态,中国消费者自从使用移动出行O2O服务以后,减少了近20%的私家车出行。”平台不仅仅降低了出租车空驶,而且让更多的车主通过分享出行。根据第一财经商业数据中心发布的《华北城市智能出行大数据报告》,在智能出行平台出现以前,北京每辆车日均服务人次为1.99人次,而智能出行平台出现后,日均服务人次达到2.24人次,在不增加路面拥堵的情况下,提升了12.1%的小汽车利用率。

“无论是因为道路空间分配还是空气质量管理,几乎没有一个特大城市能够放任小汽车的使用,而必须约束甚至管制。”同济大学交通运输学院教授、博导陈小鸿也认为,“网约车大规模出现前,上海出租车运量基本稳定并逐年小幅下降,只是在高峰及特殊气候情况下才会打车难。” 

特大城市出行路在何方?专家:公共交通

缓解特大城市出行难,小汽车的作用甚至是弊大于利。

用数据说话!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薛美根表示,就中心城道路交通客运量(不含步行)而言,小客车和出租车用75%的道路资源承担了40%的客运需求,而地面公交用3%的道路资源承担了35%的客运需求,其余为非机动车承担——可见,小客车和出租车客运效率远低于公交。

不少市民担心,在网约车受到严格规范后,未来特大城市出行是否会更加难了?

为此,记者采访相关专家发现,随着公共交通的完善,上海的出行正在变得越发便捷。

薛美根告诉记者,截至2016年上半年,轨道交通里程(含磁悬浮)近620公里,中心城轨道站点600米半径覆盖率为38%;地面公交线路1437条,中心城公交站点500米半径覆盖率达到91%;86.4%的轨道交通站点周边走100米以内,就能找到地面公交站点和线路。

用一个数据就能显示上海交通的相对便利。目前,上海小汽车保有量控制在150辆/千人,不仅远低于北京、天津、浙江、江苏等发达地区,甚至比一些中西部省份还要低。显然,不会有人认为上海市民买不起车,更多还是因为公共交通相对便利,没车也能相对方便出行。

而且,上海的公共交通建设还在持续推进中。薛美根表示,到2020年,上海将建成800公里的轨道交通网络,形成以轨道交通为骨干,公共汽电车为基础,客运交通枢纽为衔接,与国际大都市地位相匹配的国家公交都市。(以上数据均来源于新华社,未均许可不可对外公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