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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科创中心对标分析

发布日期:2017-03-31    来源:技术交易平台

全球科创中心对标分析

 

 

 

一、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内涵与主要特征.. 1

(一)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内涵... 1

(二)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主要特征... 2

二、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模式及其特征.. 3

(一)硅谷模式:企业引导全社会自主创新模式.. 3

1、高效的产学结合方式... 3

2、良好的分工协作关系... 4

3、完善的风险投资体系... 5

4、庞大的面向创新的非正规社会网络... 6

5、高度弹性的工业体系... 6

(二)慕尼黑模式:协会引导下产学研一体化模式.. 6

1、政府对协会保持稳定的补充性投资... 6

2、在校学生提供稳定的基础智力支持... 7

3、项目合同研究形成稳定的“发展循环” 7

4、专利政策提供稳定的技术控制手段... 8

(三)赫尔辛基模式:政府与企业协同推进模式.. 8

1、长期保持对教育和研发的高投入... 8

2、促进产学研结合... 9

3、建立政府创新体系... 10

(四)东京模式:引进吸收向自主创新转化模式.. 10

1、知识创新型机构集聚... 11

2、具有高度专业化的中小型企业集群... 11

3、具有创新产品和创新理念的重要检验市场(Test market... 12

4、高度城市化的经济助推产业竞争力的提升... 12

5、国内外知识互动的核心节点... 12

6、拥有完备的政府创新政策支持体系... 13

三、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趋势:多元、开放、融合.. 13

(一)研发投入将持续增长,投融资渠道日益丰富... 14

(二)创新主体更加多元、分布式创新将崭露锋芒... 14

(三)科技创新活动将从技术驱动向需求驱动演化... 15

(四)科技创新活动逐渐形成网络化结构... 15

(五)创新周期不断缩短,新技术扩散加快... 16

(六)分散化、个性化需求将成为创新的重要领域... 16

四、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评估.. 17

(一)当前上海科技创新的国际和国内地位... 17

(二)上海科技创新的优势与不足... 19


 


全球科创中心对标分析

 

    一、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内涵与主要特征

    (一)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内涵

进入21世纪后,随着创新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各研究机构纷纷对全球科技创新中心从不同视角进行了界定。《连线》杂志(WIRE 2000)首先提出了全球科技创新中心(Global Hubs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的概念,并评出硅谷、波士顿等46个全球科技创新中心。《连线》杂志认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具有以下四大特征:第一,当地高校和研究机构培养有技能工人或开发新技术的能力;第二,能提供专业技术和带来经济稳定的企业和跨国公司;第三,人们创办风险企业的积极性很高;第四,能使好点子成功进入市场的风险资本的可获得性很高。

2011年,澳大利亚2ThinkNow创新研究机构发布了《全球最具创新力100城市排行榜》,从文化资产、产业与基础设施、市场网络三大维度界定创新城市,并将全球100个创新城市分为综合型城市(Nexus city)(前130个城市)、中心城市(Hub cities)、节点城市(Node cities)三个等级。

尽管国内外尚未就“全球科创中心”这一概念的内涵达成共识。经归纳总结,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是全球创新资源的集聚地,是创新思想、创新技术等创新成果的原创地并能在本地实现高效的成果运用与转化,其孕育的创新产品、创新产业对周边区域的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驱动效果,能代表国家或者某个地区参与全球竞争。

    (二)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主要特征

根据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内涵,其至少应该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特征(见图1):

一是创新资源的集聚力,即具有全球性创新技术和创新经济要素集聚的能力。

二是创新成果的影响力,即具有产生一定数量全球领先的原创性科技创新成果和创新思维及标准的能力。

三是新兴产业的引领力,即具有将全球领先的科技成果迅速产业化,形成高技术产业集群规模,并带动周边区域经济发展的能力。

四是创新环境的吸引力,即具有在世界范围内吸引创新人才、创新项目的能力。

五是区域创新的辐射力,具有对全球科技创新活动产生示范和引领作用的能力。

 

 

 

 

 

 

 

图1: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特征

    二、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模式及其特征

    (一)硅谷模式:企业引导的全社会自主创新模式

硅谷是以企业主导科技创新发展的典范。硅谷内上千家企业都有自己的研发实验室,有些企业甚至是作为创新技术的中间试验室而发展起步。企业为了迎合市场需要而开展的科技创新活动,在通讯器材、软件和科学研发服务业显示出了巨大的“企业科技强度”。硅谷模式的主要特点是:

    1、高效的产学结合方式

自从“硅谷之父”特曼教授于1951年创建世界上第一个科技工业园——斯坦福研究园,斯坦福大学为硅谷输送了大量的创新人才。惠普公司、苹果公司、硅谷图形公司、雅虎公司等大量的硅谷公司均由其毕业生创建。斯坦福为硅谷培养了大批的创业和创新人才,硅谷也积极借助斯坦福对新理论、新技术、新工艺的研究,快速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打通产学结合的关键是1970年成立的技术授权办公室(Office of Technology Licensing,简称OTL),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技术授权办公室。OTL负责管理斯坦福的知识产权资产,主要包括统一为学校内的各项科研成果申请专利并把这些专利授权给工业界。为了保障企业和高校师生在技术转让过程中的权益,OTL对技术转让过程中的每个环节都制定了详细的规范(见图2)。OTL不仅有利于实现学校科技成果转移的批量化和规范化,也为学校带来了巨额的商业利润。据OTL20092010会计年度报告显示,该年度OTL版权收入达到6550万美元之多。

图2:OTL技术转让规范流程


    2、良好的分工协作关系

硅谷形成了一个中小产业的企业集群,企业之间既有市场竞争关系,还有良好的分工协作关系,即模块化的分工。在1980年以前,很多公司都是一个完整的、垂直分工的公司,它们用自己的芯片、操作平台、软件及其他零部件来生产产品,然后分配到自己的代理商,销售给自己的客户。如今这种垂直一体化的结构早已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平行的竞争合作结构。比如,Intel公司主要生产芯片,SharpNEC主要集中于显示器领域,各大计算机制造商从市场购买零部件然后进行组装。模块化正是实现这种零部件生产和组装过程的有效策略。这种模式激励了众多小公司、小企业的积极性,创新层出不穷,技术专利快速增长。整个IT行业在采用这种模式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

    3、完善的风险投资体系

硅谷的文化鼓励创业,而它的风险投资体系保障了个人创业的实施。在硅谷发展早期,美国政府经常充当投资者和消费者的角色,积极鼓励硅谷的创新和发展。其后,随着硅谷的发展,风险投资逐步兴起,在斯坦福大学附近集中了200多家风险投资公司。根据普华永道和美国国家风险投资协会发布的“金钱树”(Money Tree)报告,2014年第一季度硅谷吸引了全美50%的风投资金,远超第二名新英格兰地区(11%)以及纽约大都会地区(10%)(见图3)。风险投资者一般具有丰富的经验和广泛的资源网,为企业注入资金的同时,更能帮助企业建立良好的管理团队和治理结构。


    4、庞大的面向创新的非正规社会网络

硅谷在企业中往往实行扁平化管理,管理者和员工之间没有严格的等级制度。在企业之间存在经常性的人员流动。大量的技术移民扎根硅谷,与其母国形成各种各样的联系。部分移民回国创业后,又与硅谷形成新的联系。由此形成庞大的非正规社会网络。这些网络成员共享创新理念、信息、技术、人力资源和其他资源。

    5、高度弹性的工业体系

根据美国硅谷研究专家萨克森宁的研究,硅谷以网络为基础的工业体系,是为了不断适应市场和技术的迅速变化而加以组织的。在该体系中,分散格局鼓励企业通过技能、技术和资本的自发重组谋求多种技术发展机遇。硅谷的生产网络促进了集体学习技术的过程,减少了大公司和小公司之间的差别,以及工业和部门之间的差别。

    (二)慕尼黑模式:协会引导下产学研一体化模式

慕尼黑是德国第三大城市,以科技创新立城,科技创新已经渗入城市发展各个领域,成为城市的重要特征与特色。慕尼黑在科技创新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德国弗朗霍夫协会(Fraunhofer)。该协会是欧洲最著名的应用科学研究机构,协会的总部在慕尼黑。目前,其下属有59个研究机构。目前它已经从一个国家经营、官方资助的研究机构变成了一个以企业和市场为导向的科研企业。慕尼黑模式的主要特点是:

    1、政府对协会保持稳定的补充性投资

弗朗霍夫协会的年收入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产业收入、公共收入和政府基本投资(见图4)。协会的产业年收入主要来自于与私有企业所签订的项目合同。公共年收入主要来自于同政府所签订的项目合同。而政府为协会提供的基本投资不是固定的,用一个公式表示就是:政府基本投资=(协会产业年收入+协会公共年收入)/ 2。这样既起到激励协会的研究机构多争取企业或政府部门项目并提高运作效率的作用,同时也使研究机构保证其公共服务的非赢利性一面。德国政府的投资是“弗朗霍夫模式”的第一大推动力。

    2、在校学生提供稳定的基础智力支持

弗朗霍夫模式的第二大推动力是各研究机构与本地大学进行的合作。这种合作关系使弗朗霍夫能够在高校基础研究和产业技术需求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不仅大学教授在一半以上的研究机构中担当学术领头人的角色,学生更是占了协会员工中的40%,如果没有他们加盟合同研究项目,“弗朗霍夫模式”根本不可能顺利运行。雇用的学生工作时间长、报酬低,却从事正式的、拿高报酬的正式研究人员的所有的工作。弗朗霍夫协会的产业和公共研究合同以及它先进的技术突破了大学资源的局限性,为知识和技术的推陈出新提供了良机。弗朗霍夫这种雇用学生员工的方式使这些天之骄子在毕业时就已经拥有了“先进的技术专长+作为一个企业家所应具备的全方位的商业技能”,届时,他们也将拥有一张广泛的商业关系网。与仅有一张博士文凭相比,这些已经走向市场的学生们获得了双倍的收获。

    3、项目合同研究形成稳定的“发展循环”

通过利用政府投资和大学资源来进行公共和私人的项目合同研究,弗朗霍夫协会形成了一种“发展循环”模式。协会通过这种模式为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提供大量富有创新性并具有实用价值的科研成果,企业因为源源不断地获得技术支持而充满活力,取得双赢。

    4、专利政策提供稳定的技术控制手段

弗朗霍夫协会近50年来的数千种专利技术使许多企业从中获利。大多数技术创新的专利权是由弗朗霍夫协会注册登记的,而不是某个产业或大学的合作伙伴。产业合作伙伴只有将该专利用于指定的应用领域中才能获得专有使用权;同时,协会还可以将专利使用权授予其它将该专利用于不同的应用领域的企业。

    (三)赫尔辛基模式:政府与企业协同推进模式

芬兰是北欧国家中政府与企业联合推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最典型代表,这个北欧小国的创新活动以诺基亚、通力等坐落在赫尔辛基周边的大企业展开。赫尔辛基都市区汇集了各类科学园、大学,以及芬兰国立技术研究中心VTT等芬兰众多的研究机构,还有芬兰国家技术发展中心TEKES等创新中介机构,不仅为企业成长提供了完善的基础设施,更重要的是为企业营造了良好的创新环境。赫尔辛基模式的主要特点是:

1、长期保持对教育和研发的高投入

“教育是芬兰的国际竞争力”,重视教育使芬兰成为欧洲教育体系最完善的国家,而投资教育的巨大回报是芬兰经济的高速发展。芬兰政府预算始终优先保证教育经费,即使经济衰退时,教育经费不减反增,其教育和R&D 经费占GDP 的比重一直高于欧盟国家平均水平。芬兰的教育经费占国家财政预算的18%,仅次于全社会的福利支出比例。据统计,芬兰每年有50%的员工参加培训,人均图书占有率芬兰居世界前列,科技论文产出率高于英国和美国。

    2、促进产学研结合

芬兰政府20世纪80年代成立了芬兰国家技术发展中心(TEKES),为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提供R&D经费,将重大科技项目纳入国家计划,与企业共同投入资金开发,成果归企业所有,以鼓励企业研发的积极性。每年用于资助基础研究的经费为1.5亿美元,其中60%用于企业研发,40%用于大学和实验室的应用研究。在投入企业的研发资金中,62%流向中小企业,80%流向雇员少于500人的公司(见图5)。通常情况下,企业的研发项目必须要有高等院校或研究机构参与,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项目也必须要有企业参加,才可能获得资助。这一政策有效地促进了产学研之间的合作,加快了技术研究成果商品化的速度,为当地科技的高速发展注入了生机和活力。

 

 

 

 

         

3、建立政府创新体系

芬兰是世界上第一个把政府创新体系概念用于构建科技创新产业政策的国家。芬兰的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中,政府通过制定和实施科技政策、项目规划、开发应用计划等方式,将科研机构、大学、企业与教育部、贸工部等部门联系起来,形成结构合理、系统性强的有机体系。这种综合性的体制,既为企业提供了研究与开发的技术、风险性资金,也帮助企业开拓了国际市场。虽然,芬兰的科技创新是政府主导,但政府并没有对产业发展进行过度干预,而只是制定政策并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

    (四)东京模式:引进吸收向自主创新转化模式

日本经济和人口集中于东京都市圈,称为“东京一极集中现象”。东京是日本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日本在上世纪作为技术追赶型国家,产业创新有其自身特点。一是在产业上,东京是以制造业创新为主,不同于伦敦这样的服务业创新城市;二是技术性质上,东京以技术应用型创新为主,更多依赖组织内部协作的隐性知识;三是东京制造业创新主要依赖生产驱动,而非基础科学驱动,不同于美国等技术领先国家,生产驱动的创新通常集中于生产流程优化、质量改进和成本下降,而非基础科学领域的突破带来的产业技术改革。这些特点使东京创新活动不同于西方城市。东京模式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知识创新型机构集聚

以产品驱动为基础的产业创新,要求企业之间以及企业内部不同功能团队能够同步互动,需要人与人面对面的接触、需要来自消费者的反馈信息,这要求企业总部、研发实验室、试验生产工厂、以及产品检验市场(test market)能分布于相近区域内,以促进开发的协同性、减少产品升级和产品商业化的时间。因此,东京的企业创新活动以东京圈为核心,在东京都的郊区和东京圈周边城市分布着大量的研发机构、试验生产基地和供应商企业。

    2、具有高度专业化的中小型企业集群

东京周边集聚着大量的专业化企业,这些企业是复杂劳动分工体系中的中小型生产商,专门为大企业研发中心和生产总部提供专业化技术和样品。大企业将产品改进和测试任务外包给这些企业,自身着眼于战略性活动,包括新产品开发及高技术研发。专业化企业根据专业不同,集中于特定区域,在新产品创新和开发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中小企业和大企业的合作,使得日本企业能够在高竞争的市场中快速适应需求的变化。

    3、具有创新产品和创新理念的重要检验市场(Test market

东京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巨型都会区,使其成为检验创新活动、检验商业新理念的重要市场。例如秋叶原(Akihabara)是日本最大电子产品商业街,银座(Ginza)、新宿(Shinjuku)和涉谷(Shibuya)等都是日本年轻人集聚的商业区域。这些被称为“触角区域”,在这里能够看到、听到、触到、体验和购买最先进、最代表未来发展趋势的产品设计、材料和技术。“触角区域”是商业文化活动的空间集聚地,通常处于交通枢纽,与特定产业和商业服务相联系,在这些区域,企业能迅速通过消费者检验其新产品和新服务理念是否符合潮流。一些产业,特别需要与消费者的紧密互动,因此秋叶原成为信息技术、动漫、机器人产业新产品、新理念的集聚地,新产品首先在这里出现,生产和消费间的快速互动促进产品的创新和改进。

    4、高度城市化的经济助推产业竞争力的提升

东京产业集聚和行业多样化的城市化经济,促进制造业的不断创新。产业集聚加剧了同类企业之间的竞争,同业的激烈竞争又促进产品创新,缩短产品周期。多样化行业的集聚还有助于促进新旧行业、不同行业之间的合作、产生新的服务创新和产品创新,典型如传统媒体产业和游戏产业、电子漫画产业之间的合作。

    5、国内外知识互动的核心节点

东京是各种物资与各类资讯的巨大集散地,是国内和国际之间知识互相交流和转换的核心节点。日本有着向海外学习和吸收知识的历史传统,再加上日本企业运作趋向全球化,例如大约13%以上制造企业在海外设有机构,而在电子行业、汽车行业,这个比例更高。日本企业的海外机构从东道国获得相关信息后,马上就将之传递给设在东京的总部,通过东京总部的整理、分析和判断,相关信息又被传递至公司在日本国内的下属机构,促进新的产品创新。此外,位于东京的许多机构,通常都会协助跨国企业从海外收集信息,促进新的产品创新。不过不同于伦敦等国际化城市,东京的外资并不多,因此东京企业在本土学习外国技术和知识的情况比较有限。

    6、拥有完备的政府创新政策支持体系

东京创新活动受国家政策影响较大。国家政策优势在于,政府官员能为未来经济提供长远视野、能支持战略性投资。从1996年至今,日本政府每5年推出1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在战略性产业、教育改革、科技体制、产业政策、人才政策等方面提出重要战略目标。20118月公布的第4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在科技创新政策方面又有了新的突破和提升,将绿色创新和生命科学创新确立为最需要解决的两大社会课题。

    三、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趋势:多元、开放、融合

 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未来科技创新活动将由于创新投入、创新产出模式的不断演化,进而影响创新过程,最终使科技资源的网络化布局和科技创新的开放式合作成为主流,而如何顺应科技创新活动未来的演化方向,选择适宜的科技发展模式,则成为任何一个城市在竞争中赢得主动所必须考虑的焦点问题。

    (一)研发投入将持续增长,投融资渠道日益丰富

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欧盟技术展望研究所、欧盟研究与创新总署共同研究制定的《全球产业研发投资记分牌》报告显示,在目前市场面临不确定性因素的背景下,全球研发投资领先企业从战略上更重视研发投资,美欧领先企业的研发投资增速已恢复至经济危机前水平。2012年,全球记分牌企业的净销售额同比增速从9.9% 降至4.2%,营业利润同比下降10.1%,而研发投资总额达到5388亿欧元,比2011年增长了6.2%,维持了前两年的增长势头。2014年全球企业研发投资排行榜显示,选取的全球2500家企业(这些企业的研发投资额约占全球企业研发投资总额的90%)中,有104家企业的研发投资超过了10亿欧元,53家超过20亿欧元,排名前十名的企业研发投资皆超过50亿欧元。

与之相应的趋势是,多学科融合、多商业模式渗透、多元化选择的创新行为将更为灵敏和普及,以及更为大规模和多样化的资金投入和创新组合模式。同时,科技投融资体系在现有的国家、跨国企业、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的格局基础上,将呈现更加多元化趋势,尤其是互联网金融的日益崛起,众筹等新兴科技融资模式将使得互联网金融具有了传统投资银行VCPE的融资功能,将为金融业带来突破性的商业模式创新。

    (二)创新主体更加多元、分布式创新将崭露锋芒

数年前,创新主要局限于科研院所,对技术创新的评价主要来自政府和学术界,而较少来自市场的评价,技术的创新主要局限于研发人员,而缺乏风险投资家、金融家、富有开拓精神的管理人员、市场营销人员、财务专家、律师的关注。如今,创新更需要在以跨国公司等企业为核心的创新体系支撑下完成,涵盖技术、市场、政策等多类要素多个环节,创新归功于集团化的合作和市场化的运作,高新科技的高风险日益使技术创新成为一种有目标、有组织、有规范的集团行为。而展望未来,随着创新参与者范畴的不断扩大,各类参与主体的各自主导的环节将更细化、更贴近市场与行业、运作专业化水平更高。科技创新成果则将更多在创业者和企业家的大量“需求试错”中产生。同时,以研发外包为代表的“众包”模式的兴起,将打破机构间进行科技创新合作的边界范畴,迎来了科技创新活动的“众”时代。

    (三)科技创新活动将从技术驱动向需求驱动演化

长期以来,以发达国家为代表的科技创新活动,采用了从基础研究到技术开发再到市场推广的技术供给主导路线,并成为世界上沿用最广的创新链模式。而展望未来,随着经济与社会条件的变化,人类对更理想生活方式的追求将不断提升,人与人、人与世界的关系将发生跨越式的质的改变,这一切都将直接引发经济、社会、科技、文化、管理等领域的新突破,并最终引导科技创新的发展方向。科技创新的核心动力将逐步从“科学家和工程师”推动转变到“创意者和设计师”引领,即动力将来自于人们在不断追求全新的生活方式的过程中,对产品和服务的新需求。

    (四)科技创新活动逐渐形成网络化结构

随着商业的进步,创新不再只是一个从研发到新产品的线性流,而正在被看做是一个匹配技术可能到市场机会的非线性过程,出现非线性创新和循环创新链。展望未来,科技创新活动将进一步演化,形成由若干创新节点缔结的网状结构,围绕创新目标,学科认知、技术研究、产品开发、市场转化等关键环节将形成更加灵活的组合,创新链组织的边界将变得更加开放、技术与市场的互动反馈将更加频繁,以企业为核心的创新主体之间的关系将逐渐由单一市场交易关系,越来越偏向战略网络这样的网络化组织合作关系

    (五)创新周期不断缩短,新技术扩散加快

随着科技发展的不断加速,技术衍生与更新速度加快,从技术向市场的创新周期将不断缩短。未来,很多领域的技术将呈现指数增长态势。同时,科学技术向应用转化的速度在提高,科技产业化的周期在缩短。为适应未来激烈的竞争格局,世界各主要国家更加注重技术原创性,纷纷开展科学展望和技术预见,抢占未来发展的制高点。与此同时,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其超强的渗透力,技术扩散的渠道和方式将在未来发生变革。科技创新在非均质的创新网络中传播,决定扩散方向和速度的不再是距离或经济水平,而更多地考虑到此区域的技术接受能力、市场转化能力和创新资源的集成能力。因此,有效提升区域在创新网络体系中的节点地位和权力,将有助于吸引更多先进技术集聚,并提升技术扩散效率。

    (六)分散化、个性化需求将成为创新的重要领域

新科技革命将打破工业时代的规模经济基础,新技术扩散加快,逐渐摧毁以石化能源与电子通讯为结合体、以大规模批量化生产为基础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业基础,传统的、等级化的经济和政治权力将让位于以节点组织的扁平化权力,从而使得生产方式从大规模生产方式又回转到了更加分散化、个性化的生产方式。未来科技创新的需求主体,不在传统需求曲线的头部,而在于需求曲线中那条无穷长的尾巴。这些个性化的,分散化的少量需求形成的市场累加,将会形成一个比流行市场还大的市场。创新将主要来自长尾的小企业而不来自短头的大企业。这一转变将带动国际产业链、价值链的急剧调整,推动跨国公司将生产、研发、物流管理、供应链管理等生产性服务业更贴近市场布局,以便快速响应用户需求。

    四、上海建设全球科创中心的评估

    (一)当前上海科技创新的国际和国内态势研判

澳大利亚智库“2thinknow”发布的《2014全球创新城市指数》显示,上海位列全球445个被评价城市的35名,较之2011年下降了11位,趋势不甚乐观。同处亚洲的东京则从2011年的第22名提升至第15名。根据该榜单,上海不仅落后于纽约、伦敦等主要全球城市,在同区域也落后于东京,而且差距有越来越大的趋势。

就中国内地情况来看,根据2014年底福布斯中文版连续第五年发布中国大陆城市创新力排行榜。深圳、苏州、北京、杭州、上海列前五位(见表1)。

表1:2014年福布斯中国大陆城市创新力排行榜

排名

城市

级别

省/直辖市/自治区

1

深圳

计划单列市

广东

2

苏州

地级市

江苏

3

北京

直辖市

北京

4

杭州

省会城市

浙江

5

上海

直辖市

上海

6

无锡

地级市

江苏

7

南京

省会城市

江苏

8

宁波

计划单列市

浙江

9

广州

省会城市

广东

10

常州

地级市

江苏

11

东莞

地级市

广东

12

天津

直辖市

天津

13

昆山

县级市

江苏

14

武汉

省会城市

湖北

15

南通

地级市

江苏

16

佛山

地级市

广东

17

中山

地级市

广东

18

青岛

计划单列市

山东

19

镇江

地级市

江苏

20

长沙

省会城市

湖南

21

成都

省会城市

四川

22

大连

计划单列市

辽宁

23

绍兴

地级市

浙江

24

常熟

县级市

江苏

25

合肥

省会城市

安徽

从2010年至今的榜单变化情况来看,上海虽然一直稳居全国排名前五位,但是排名在逐年下降,并且始终不如深圳,并于2013年被北京超越(见图6)。

 

 

图6:上海、北京、深圳近5年福布斯城市创新力排行变化

    (二)上海科技创新的优势与不足

上海科技创新的优势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创新资源的全面性。与国际、国内创新中心或创新城市相比。上海创新中心建设的突出特点在于,城市拥有较为全面的创新要素,其综合性及综合配套能力提供了创新水平进一步发展的潜力。尽管发展水平上参差不齐,但上海拥有研发、制造、销售、应用、全球要素配置能力等创新链上的几乎所有功能。

第二,具有城市群的产业依托。上海与周边长三角城市群长期积淀形成的服务于全球的制造能力,使得上海在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集群的建构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上海所依托的长三角制造业基地,科技研发能力和产业技术能力基础十分雄厚,区域内具备发达的高端服务业、商贸流通业,以及较为完善的科技市场和服务环境,在自由贸易区设立以后制度优势的确立、效应示范以及外溢效应明显,都为上海建设全球科创中心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机遇。

第三,具有与国际创新资源的融合基础。上海“四个中心”与世界城市地位,使其具备全球要素资源配置的门户与中心地位。上海本地的研发机构、跨国企业的研发部门与国际资本、人才、市场的互动能力较强。虽然上海本土科技原创企业数量较少,但拥有一大批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科技创新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研发总部集聚。截止到2014年,在上海的外资研发中心有378家,其中1/3是世界500强所设立,70多家属于跨国公司在上海设立的全球性和区域性研发中心。这是在全国范围内独一无二的优势资源,上海已成为基于跨国公司研发中心基地的全球研发网络节点功能。

同时,也应该看到上海在科技创新上的不足之处。

根据国家科技部与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的《2014全国科技进步统计监测报告》显示,上海排在第二,2009年后第一次被北京超越(见图7)。


具体而言,上海在一流高校、市场环境、本土全球性科技企业方面的仍有不足。上海世界知名大学和高水平研究机构匮乏。据国际高等教育调查机构公布的2010 年世界大学排名榜,中国( 含港澳台地区) 进入世界大学前50 名的共有4 所,大陆地区只有1 所(北京大学),而上海空白。上海交通大学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公布的2011年世界大学学术排名榜显示,2011年我国内地进入世界500强的大学共有23 所,上海只有2 所,且均在200 名之后。

上海科学家和研究人员的国际影响力也较弱,上海只有极少数的科学家和研究人员在国际重要科研社团具有实际影响力;我国本土科学家在国际权威科学院中出任外籍院士的数量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而且还低于印度;获得国际性权威科技奖的人数寥寥无几。

此外,上海本土技术创新龙头企业数量少,有利于本土企业科技创新的机制尚未完全确立,支柱产业关键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仍然偏高,重点产业仍缺乏自主技术体系。据统计,2014年国内发明专利授权量前10名的国内企业,深圳占据半壁江山,华为、中兴、鸿富锦、海洋王和华星五家企业进入前十,北京有中石化、京东、中石油和国家电网四家入围,而上海企业无缘该榜(见表2),这无疑值得深思。

表2: 2014年发明专利授权量排名前十位的国内(不含港澳台)企业

排名

申请人名称

发明专利申请受理量(件)

1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2409

2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2218

3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1913

4

鸿富锦精密工业(深圳)有限公司

524

5

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16

6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84

7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476

8

国家电网公司

408

9

深圳市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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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华三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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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如何“当好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以及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已成为上海最大的时代命题。目标远大,任重道远。(完)